我曾有意無意間，對《宋史？朱熹傳》中的“辭”字作過一番檢索，一檢索，嚇一跳，朱熹傳中的“辭”字竟達三十二個之多，其中除了僅有五個“辭”是文辭等他意之外，其餘全部是朱熹辭官的表述，也就是說，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辭官經歷，辭、力辭、又辭、再辭、辭不拜、以疾辭……這些字眼在傳中幾乎隨處可見，簡直是在做官的道路上不斷辭官。那麼，朱熹作為科舉制度下的儒生，做官本是實現人生價值的正道，他為什麼要捐棄正道而屢屢辭官呢？
一、英烈後代，聰明早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其父朱松，進士出身，官至吏部郎中。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朱熹就處處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早慧，剛學會講話，父親指天對他說：“這就是天。”他卻反問父親：“天的上面有何物？”朱松聽後，既意外，又驚喜。入塾後，老師教他《孝經》，他竟在書的扉頁題下：“不如此，非人也。”他與一群同齡孩子在沙地上玩，人家在堆沙山，他卻一個人獨坐一處，畫八卦圖。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十四歲那年，父親去世。臨終，父親將朱熹母子託付好友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劉子羽，並讓他投至胡憲、劉勉之、劉子翬諸位名儒門下學習。劉子羽感念好友舊情，收朱熹為義子，在自己的宅旁建造紫陽樓，供母子居住，並對朱熹如親子一樣悉心教養，讓朱熹有了良好的學習環境。
透過學習，朱熹打下了紮實的儒學功底，透過生父和義父的言傳身教，又培養了他滿腔的愛國情懷，堅定的抗金思想。生父朱松，因為上書反對議和而被貶斥，抑鬱而終；義父劉子羽，曾是南宋川陝前線的抗金名將，後因多次反對秦檜投降乞和，遭到報復和打擊，最後乾脆辭官歸鄉，隱居崇安五夫裡，不問世事，頤養天年，同時悉心教育少年朱熹，直到去世。
朱熹是英烈的後代，那些父輩們的忠君愛國之思想、抗金未了之心願，都一一在他少年的心裡生根、發芽，漸漸成長了理想的參天大樹。
二、初入仕途，成效不菲
紹興十八年（1148），十九歲的朱熹考取了進士，授泉州同安縣（今廈門同安區）主簿，從此進入了南宋官場。在宋朝，主簿只是一個掌本縣官物出納、登出簿書的九品小官。不過，朱熹的官雖小，眼光卻非常長遠，他以“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理念履職奉公，勤政務實，還熱心於當地教育，挑選本縣德才兼優的人進入縣學做生員，自己當老師，每天給這些學生講授古聖先賢的“修己治人之道”，幾年下來，當地學風漸濃，民風漸淳，成效不菲。
朱熹在同安一共幹了五年，任滿後，宋高宗聞其賢名，召他赴京面見，朱熹以病辭謝。隨即，他正式拜理學家李侗為師，砥礪苦學，埋頭鑽研。李侗是楊時的學生，楊時又是程顥、程頤的學生，朱熹因此也就成了“二程”的三傳弟子，得以承襲“洛學”正統，為將來把儒學發揚光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後一段時期，他在亦學亦教中過著自由自在的耕讀生活。然而，在心底，他卻從未停止對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思索。
紹興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禪位養子趙昚，是為宋孝宗。宋孝宗鑑於朝廷對金的軟弱，試圖振作，因此廣開言路。朱熹先上書三札，後又應召到京入見，當場向宋孝宗提建議。歸納他的上書及面見所談，其大意有三：一者，建議宋孝宗留心格物致知、意誠心正之學，以應天下時務；二者，希望宋孝宗立紀綱，厲風俗，近君子，遠佞臣，勤勉治國，銳意進取；三者，力陳南宋與金有不共戴天之仇，若想恢復中原、振興國家，必須內修政教，外御強敵，並說：“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強調抗金是國家和民族的唯一出路。
然而，朱熹上此抗金主張之時，正好“隆興北伐”失敗，南宋被迫再次向金定割地賠款、俯首稱臣，所以，朱熹的主張最終未被採納。朝廷隨即任朱熹為武學博士，朱熹見自己的主張與朝廷政策不合，知道做官也無多少作為，遂辭官而歸，回到了居住地崇安。
三、南康之任，暴得大名
三年丁憂結束，朝廷召入授官，朱熹以“祿不及養”（薪水不夠養活家人），辭。乾道九年，宰相梁克家推薦朱熹出任樞密院編修官，又辭。梁克家上奏宋孝宗說，朱熹屢召不起，淡薄權位，應予褒獎。宋孝宗說：“朱熹安貧樂道，謙讓可嘉。”為褒獎朱熹，特授他既輕鬆又有俸祿的祠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怕別人閒話“求退得進”，於心不安，再次推辭。直到淳熙元年（1174），才勉強接受。不久，宋孝宗又擬提拔朱熹為秘書郎，朱熹力辭，並自請主管武夷山衝佑觀閒職，歸鄉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去了。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任命朱熹為南康軍任知軍，為了使他能夠接受此任，宋孝宗特降旨，讓他“便道之官”，意思是讓他不用入朝謝恩，由家直接赴任。朱熹又辭。這次，宋孝宗鐵了心要看看朱熹理論之外的實幹才能，故儘管朱熹以身體有病為由，四上《免知南康軍狀》，反覆推辭，但依然未得到宋孝宗的許可。朱熹無法，只得接受。
對於政事，朱熹要麼不接受，一旦接受任務，就會盡心竭力。當時南康軍屬江南東路，背倚廬山，面朝鄱陽湖，下轄星子、都昌、建昌三縣，治所置星子縣，素有“西江鎖鑰”之稱。南康軍固然位置重要，然而軍內土地貧瘠，人丁稀少，為改變窮鄉面貌，朱熹政教俱下，標本兼治，做了許多實事和好事。
朱熹赴任後，正值南康久旱無雨，農田絕收，災情嚴重，為使天災不演變成人禍，救老百姓於水火，他將“荒政”作為一項重要的施政措施，多管齊下進行救助。他下令，丁錢、和買（政府春季貸款給農民，夏秋時令農民以絹償還）、役法諸事，凡有不利於老百姓生活的，悉數調整或革除。為了籌集救災糧錢，朱熹力勸部分南康富戶捐出救災糧食近兩萬石，老百姓終於安然度過了災年。為了感謝富戶們雪中送炭，他曾多次請求朝廷表彰獎賞這些“納粟人”。
朱熹在知南康軍期間，還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那就是重建了星子縣境內位於廬山的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始建於南唐，當時號廬山國學，宋初在此建立書院，後毀於兵火。當時，官學的偏向功利化，士子以利祿為志趣、以沽釣為手段，讀書只為“稻粱謀”，與儒學當初所提倡的追求學問、探索知識、完善自我的初衷相背離，以致儒學凋零，人心不古，這讓朱熹痛心疾首。為此，他立志繼承儒學、改革儒學、復興儒學。他看到白鹿洞書院破敗不堪，遂向朝廷奏請重建書院，希望書院建成後，成為當時讀書人真正可以認真討論學問、發展和傳承儒學的精神殿堂。得到朝廷許可後，他隨即全身心投入到了書院的重建工作中去了。
朱熹一是籌集了重建書院的專款；二是為書院購置了田產，當作書院運轉的資費來源；三是向各地廣泛徵集書籍，作為書院藏書；四是延聘教師，除自己講學外，還聘請名師前來授課；五是制學規、定課程，撰寫《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教育方針和生員守則。書院建成後，廣大學子紛紛奔赴廬山，朱熹的教育思想逐漸發揚光大，而白鹿洞書院，也開始躋身“中國四大書院”，名重一時。
四、履職浙東，全力救災
淳熙八年（1181），全國大旱，老百姓處於水火之中，宋孝宗下旨讓監司、郡守條陳民間利弊。朱熹上疏說：“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並歷數宋孝宗遠賢臣、近小人導致號令不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權臣之手的弊政，宋孝宗閱後大怒。時任宰相的趙雄向宋孝宗建言說：“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意思是說朱熹好名，皇帝越是批評和嫌棄他，他在士大夫間的聲譽反而越高，不如適當提拔重用，以職務和政事困住他，使他無暇說三道四，這樣，既能用其所長，又能讓其閉嘴。宋孝宗聽後，深以這種“升官封嘴”的辦法為然，隨即重用朱熹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不久，又以在南康救災有功，升任直秘閣，朱熹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為由，力辭不就。
淳熙八年（1181），宰相王淮推薦朱熹出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收到朝廷任命，朱熹“即日單車就道”，火速赴任。朱熹平時有官就辭，這次為何立刻接受，而且火速赴任呢？因為，當時浙東七州四十餘縣久旱不雨，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饑荒，農田龜裂，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朝廷鑑於朱熹救災經驗豐富，故將他調往浙東，以解燃眉之急。
朱熹到任後，經過調研，採取了幾項緊急措施：一是下撥米錢賑濟災民。他先後申奏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又從衙州、婺州調撥義倉錢、明州義倉米救災。二是請求朝廷減免或緩收災區夏稅、秋苗丁錢。三是向朝廷爭取政策，推賞那些救災的富戶。四是打擊貪官，懲辦惡霸和救災不力者。透過這些舉措，有效地緩解了災情給老百姓帶來的損傷，頗見成效。
後來，有不待見朱熹的同僚說他“疏於為政”，宋孝宗卻說：“朱熹政事卻有可觀。”這是宋孝宗對朱熹難得的一次好評。浙東事畢，朱熹又一次辭官而歸。
五、得罪權貴，抑鬱而終
淳熙十四年（1187），宰相周必大推薦朱熹出任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他以疾辭，朝廷不許，只得赴任。他在入京奏事時曾向宋孝宗說了一番非常耿直的話語，他說：“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接著反覆分析宋孝宗在位期間的因循苟且、治國無效的根源，並提出改變現狀、振興國家的建議。可以說，南宋大臣之中，無一人講話比朱熹更耿直，他的話常人都無法接受，何況平時優越慣了的皇帝呢？
然而，聽完朱熹的話後，宋孝宗竟然反常地沒有發怒，只是淡淡地說：“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意思是你不是老辭官嗎？以後朝廷就順從了你，投閒置散，不再以政事為煩。宋孝宗對朱熹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儘管宋孝宗對朱熹開始不冷不熱，但朱熹卻從不掛心，辭官照辭，建議照提，而且語氣依舊。不久，他又以口說未盡，向宋孝宗上疏，建議宋孝宗目前處理好六大要務，分別是：“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疏入，依舊石沉大海。朱熹上書不久的淳熙十六年（1189），倦於朝政的宋孝宗，禪位於兒子趙惇（宋光宗），自己當上太上皇，一邊悠哉遊哉去了。
無論是宋光宗一朝，還是後來繼位的宋寧宗一朝，朱熹依然故我，凡有委任，少有拜命，辭、力辭、又辭、再辭、辭不拜等官語，成了他回覆朝廷的口頭禪。不過，這並非朱熹無能，他對於朝廷任用，要麼不接受，接受了必然幹得風生水起。朱熹就是這樣，雖長時在野，卻心懷國家，對皇帝提意見和建議也是家常便飯，儼然以帝王師自居。而且，所講所繫皆是國家民族的大事，無一絲富貴之圖、權位之戀。
然而，朱熹在讀書人之間的影響，到底嚇壞了當政者。慶元二年（1196），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以此掀起了一場對朱熹和理學的清算，斥理學為“偽學”，朱熹為“偽學魁首”，朱子門人流放、坐牢者甚眾，史稱“慶元黨禁”。慶元六年（1200）春，朱熹在憂憤中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朱熹入仕較早，在南宋官場沉浮進出五十年，但真正任職從政的時間並不長，也就斷斷續續二十七年左右，而且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基層任職，其餘的日子一直以各種理由辭官。他之所以屢屢辭官，既非所謂“求退得進”，更非沽名釣譽，這源於他對南宋朝廷因循苟且、屈辱忍讓、一隅偏安的深深失望。於是，他另闢蹊徑，集中精力著書育人，他希望潛心改造儒學，透過改造的儒學來改造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繼而改造世界，他的理想高尚而遠大，他的影響廣泛而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