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0月，晚清重臣張之洞去世。其時，仍在海外流亡的梁啟超接受日本記者採訪，對張之洞有一段蓋棺論定的話：“張公非政治家也，學人也耳，惜不使公專心學問，以大有所造詣也。其於政治，惟有失敗。

張之洞（1837-1909）歷官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1907年內召為軍機大臣。“政治家”的生涯，應該是他的本分。不過，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資本和社會影響力

在張之洞的贊助下，憑藉著種種學緣、地緣人緣的接近，逐漸形成一個以“清流”人物為核心的學人圈子，在近代中國思想嬗變和學術傳承的歷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吸引大量學人。這跟他早年參與“清流”的經歷，也就是李鴻章所謂“書生習氣”的養成，有很大的關係。

張之洞功名早達：十六歲高中順天鄉試解元，二十七歲時會試中式，殿試被點為探花，隨後進入翰林院。在此前後，他結識了翁同龢、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等活躍於京城的學者型官僚，成為這一時期京城士大夫交遊的重要組織者。

同、光之交的京師學人交往，不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專門之學，更從學人之間頻繁的詩酒交遊當中，滋長出一股清議的意氣。光緒初年，隨著中俄伊犁之爭、中日琉球之爭、中法越南之爭等邊疆或藩屬問題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嚴峻。

張之洞領會到這種風氣變化，及時從金石考訂圈子淡出身影，加入當時翰林院中熱衷於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謂“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對清議集團的稱呼，以朝臣的犯顏直諫為標誌，同時包涵了東漢黨錮、宋代太學生、明末東林黨等泛化計程車大夫言論勢力。

他們平日沉溺於詩酒唱酬、金石考據、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聯翩上疏，鞭撻權貴，彈劾督撫，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輿論的壓力。與以往近代史教科書塑造的“頑固派”印象不同，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議分子由於品級較高，大多視野開闊，究心時務，既有與督撫進行交涉的資格，又具備相關學養和人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