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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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冷兵研究所在之前的《明代倭亂七成是中國人？僅兩字之差，你可能被官史的文字遊戲騙了》和《本是海商，汪直咋能成為“倭寇王”？日本人：他就是戲精加帶路黨》兩篇文章，曾針對網上“十倭七華”的說法進行過討論。那麼本篇呢，就從明朝把鄭芝龍當成倭寇，以及明朝分不清倭寇和海盜兩個問題，來說說明朝海上都有哪些威脅？
首先就是鄭芝龍問題，雖說不知道鄭芝龍在明朝人眼裡就是個倭寇頭子的說法，最早是出自何人之口，但是不得不說，這一說法已經算得上是頗具影響力，甚至是百度百科“閩南倭寇”的詞條中，都堂而皇之的將鄭芝龍列入倭寇的行列。
▲百度詞條“閩南倭寇”
且不說這個結論依據是什麼，這一分類只能說是後來人們對李旦為首的一眾閩南海商的定性。實際上明朝雖然對一開始的鄭芝龍也沒啥好感，但是也算不上把他開除“明”籍。在《明實錄崇禎實錄》中，對鄭芝龍的稱呼便是“丁未議招海盜鄭芝龍”。在清初的《明史紀事本末》中，對鄭芝龍的描述，也是“海寇”，而非“倭寇”。甚至在討論是否招撫鄭芝龍時，將鄭芝龍與當時的農民起義軍對比，認為“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對鄭芝龍等人的成分，也是認為“海上亡賴奸民，多相聚為盜”。
▲荷蘭人繪製的鄭芝龍形象
不過到這裡可能就有人要問了，反正倭寇也是些海盜，那光說海盜或海寇，萬一裡面也包含了倭寇呢？這個問題要展開來說就太過複雜，想必各位讀者老爺應該都沒那個耐心聽一堆漢語解析，這裡就簡單來說一下，明朝在這方面的一些名詞分類。首先呢，明朝的確有對倭寇和海盜的統稱，不過這個統稱吧，可不是“倭寇”、“倭亂”這些，而是一個大家都多多少少聽過，而且會讓大家秒速齣戲的詞，那就是——“海賊”。
▲啊，肯定不是這位
明朝的這個“海賊”可以說是相當玄學，因為這個詞其實不僅指代在海上的各路海盜和倭寇，甚至連一些可能一輩子沒見過海的人，也會被明朝稱之為“海賊”。比如在《明世宗實錄》中，對生活在青海湖地區的蒙古亦不剌部，就有：“自海賊亦不剌據其地，日肆凌鑠，為我內患”的記載。嗯……好吧，青海湖在明代也被稱為西海，所以說這幫蒙古人是海賊倒也沒啥問題。當然了，雖說是海賊，但亦不剌部並沒有和現在的蒙古海軍一樣，揚帆青海湖，而只是在湖邊過這樸實無華且枯燥的生活。所以說白了，明朝的“海賊”這一分類，其實真的就只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統稱，根本不足以去支撐任何觀點。
那麼再說回倭寇和海盜的問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明朝在嘉靖年間的東南沿海，的確活躍著數量眾多的“海寇”，也就是今天說的中國海盜。不過覺得明朝政府，對他們沒有什麼區分的話，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這一認知，本身就有些不合邏輯了。
更關鍵的是，實際上得益於明朝的首級軍功制，我們從明朝當時為首級價格開出的價碼，不僅可以看出明朝對倭寇和海寇之間區別的認知，而且怎麼說呢，當壞人，也是得內卷……比如對於倭寇，明朝的開價：“擒斬真倭從賊一人賞銀十五兩，次從賊首二十五兩，渠魁五十兩。”而對於中國海盜們的開價，這就要慘淡的多了，按記載：“搶斬漳寇海寇為從者賞銀三兩，次劇賊首五兩，船主渠魁二十兩，酋首為眾所服者五十兩。”
說到這，基本上前兩個問題就已經都明瞭了。首先，明朝的確將作為半商半匪的鄭芝龍完全認定為海盜，但是卻並沒有將和日本一些勢力關係密切的鄭芝龍，武斷的視為倭寇。甚至有關其和日本關係的問題，也只是認為他“海島倭主女妻之”，而非像之前汪直那樣，直接蓋上“勾引倭奴”的大印。而對於倭寇和海盜的關係，明朝朝廷本身是有明確的區別認知，而且從賞銀的區別來看，明顯對於兩者在戰鬥力和危害方面，也是有著不同的認知。因此這兩個論據，基本可以認為是站不住了。
▲在明朝朝廷視角中，倭寇顯然是比海盜更難對付的敵人
看到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無論是關於鄭芝龍這一票海商，還是嘉靖倭亂時期的海盜，這福建人的出場頻率，都稍微有那麼億點點高。這個要究其原因嘛，其實和福建的地理、經濟、政治環境，都有很大的關係。眾所周知，福建在地理條件方面，的確對傳統的農業耕種極為的不友善。在這個山地丘陵佔全省面積幾乎九成的地方，在農業種植佔據經濟基礎的情況下，福建的山地，不僅限制了福建農業產量的上限，而且也讓當地人口增長的幅度，基本和福建全省的內卷程度直接畫上等號。而且在這種環境下，地方官府的勢力難以對分散在群山中的每個人口聚落，都進行有效的管理，同時山地環境，又阻隔了不同聚落之間的交流。這種環境，讓福建成為了地方豪族勢力滋生的絕佳土壤。
▲福建眾多的土樓，正是地方豪族勢力的體現
內卷早就大量絕望年輕人、遍地走的家族勢力，當這兩個有機結合之後，就足夠給各路牛鬼蛇神提供一個幸福的家。這時候可能有人要說了，福建不是還有像泉州這樣的大港，是不是因為明朝的海禁，才讓福建這麼窮的呢？
▲洪武帝的海禁政策也算得上是一個萬惡之源
實際上明初雖然圍實行海禁政策，將沿海不少地區搞的雞飛狗跳，但是與清朝乾隆時期開始閉關鎖國不同，明初的海禁和清初的海禁一樣，都是一種為了針對海上威脅，而實施的臨時政策。而且洪武帝時期的海禁，嚴格來說也並不是完全禁止民間百姓出海，而是禁止私自出海。到建文帝開始，隨著明朝和日本的關係緩和，雖說倭寇在沿海的侵擾一直斷斷續續持續，但是沿海海禁也大大放鬆。因此在後來萬曆年間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就有“市舶司，國初置於太倉，以近京，後移福、浙，雖絕日本而市舶不廢，海上利之。”的記載。
那麼福建眾多的海盜，就和明朝的海禁政策一點關係都沒有？那倒也不是，雖說明朝嚴格實行海禁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卻也地區給包括福建名港泉州在內，眾多福建沿海城市帶來了影響。而且更嚴重的是，隨著廣東地區的不斷開發，以廣州港為首的一眾廣東港口，競爭力開始逐漸壓過了福建諸港。雖說福建地區，也依然存在和東南亞的商業交流，但是貿易的大頭，卻逐漸開始倒向距離福建更近的琉球和日本九州島。這也就使得，即使明朝一些海禁可能只是針對日本進行封鎖，但卻足以給福建地區，帶來巨大的影響。
▲寧波爭貢代表明日關係又開始陷入惡化
將這些線索穿起來，基本就可以還原當時福建海盜氾濫的原因。對於明朝海商們來說，明朝海禁的縮緊，無疑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生存壓力，這種壓力一方面讓海商們為了能繼續牟利，而市場不得不做出一些與官府對抗的暴力行為，而且因為對日本貿易封鎖，也讓他們繼續從事對日貿易，出現了值得為之冒險的巨利，這也就造成了“上論海賊私駕巨舟，通市番貨，以致殺人數多。”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所說，福建本身就是個內卷壓力巨大的省份，因而這些已經半盜半商的武裝海商集團，自然不需要擔心炮灰的來源，而且巨大的利潤，也會吸引地方豪族參與其中，這讓明朝的地方官府，很難將這些襲擾海疆的勢力從陸上就徹底清除。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其間豪之家，往往藏匿無賴，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利。”
▲曾經的漳州正是明代武裝海商們的聚集地
最後總的來說，明朝嘉靖時期的海上，也可謂是迎來了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北到遼東，南到海南兩廣，幾乎所有的地區，都面臨著海上的威脅。不過不同的地區，這些海上威脅的成分與程度都不相同。這其中，既有徘徊在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之間的黃渤海島鏈上，由逃亡的遼東軍戶和百姓組織起的海上亡命之徒。也有江浙沿海，以汪直為首，遊走於明朝、日本大名之間的走私商勢力，本期講的福建武裝海商，以及在兩廣和海南地區，與東南亞海盜和葡萄牙殖民者相勾結的海盜勢力。
▲嘉靖帝時期面臨的海上威脅複雜程度可謂是前無古人
所以最後，將明代倭寇的歷史，用幾句話就總結，那不管說的多麼理直氣壯，都不過是以偏概全罷了。畢竟歷史就是如此複雜，真不是某些營銷號能駕馭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