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的官僚體制歷史悠久，但直到唐代之前的數個世紀，專業化的程度才明顯提高。從制度與管理的角度來看，唐代的文武官僚間有一道清楚的區隔。所有的官員都擁有“散官”頭銜，代表他們在官僚體系中的位階、薪俸與各種特權。

02制度分化，文武官僚系統性隔絕

文官與武官在散官體系中擁有各自的階序。參與政府行政的官員則被歸類為“職事官”，這是一個文武類別分化得更為顯著的群體。朝廷中由不同的部門來管理這兩個群體。兵部處理武官事務，比如他們的銓選、遷轉與懲處；與之相對的，文官的人事業務則歸在吏部的許可權之內。因此，只要根據他們的官銜以及執掌，要想區別唐代的文官與武官並不會太困難。

然而，這樣的制度分化，不必然表示文武官僚間有著系統性地隔絕。有些官員可能同時持有文武官銜；許多唐代前期的高階官僚同時參與文武事務，其官銜、職位也隨著他們在兩個領域間的移動而改變。比如，協助唐高祖建國，並刪修刑律的劉文靜，也在好幾場軍事行動中指揮作戰。唐高祖出身武官世家，其才能與經驗都侷限在軍事方面。儘管他在理論上承認必須透過文治以穩定國家，然而他與文士卻沒有太緊密的個人關係。

太祖曾對次子李世民的行為感到不滿，向他的臣子抱怨：“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高祖顯然對擁有文學素養者頗有惡感，譴責他們教壞了自己的孩子。與此同時，由於身處戰亂的大環境，高祖始終沒有顯現出對文治的欣賞。為追求國家統一，他賦予軍事行動較高的優先性，此種態度使得官員們普遍對文官的作用表示懷疑。

比如，力勸高祖創業開國的裴寂，在唐朝建立後成為宰相。劉文靜認為裴寂在缺乏軍功的情況下晉升至如此高位，是相當不公平的事，因而對裴寂產生了敵意。為求建立軍功以鞏固自己的宰相之位，裴寂在武德二年請求高祖讓他領兵對抗劉武周。但由於欠缺軍事經驗與能力，裴寂的指揮帶來了一連串的慘敗。裴寂的例子反映了高祖朝文官可能面臨來自軍事方面的壓力，因為在王朝更迭之際，文事成就還沒能取得可堪比擬軍功的肯定。由於缺乏對於文治的欣賞，高祖朝後來被描述成一個在行政與律法上問題重重的時代，其實是可以預期的。

03武后重新調整選舉制度

相較於他的父親，太宗顯然樂於與文士建立更為親近的關係。他自即位起，就強調指派兼具道德操守與知識素養的人出任官僚。太宗延聘了許多學者作為他的顧問，並時常與他們會面、商議政策。永徽六年，在高宗封武曌為皇后之後，反對派的年老大臣們針對武曌發起了一個長時間的抵制行動。為了在朝廷中培養出她自己的黨羽，武后重新調整選舉制度，以延攬主要擁有文學才能的新官僚。她不僅增加了經由科舉入仕的官員數量，也僅因部分官員的文學成就，即將其拔擢至高位。

與之相對的，軍事成就逐漸不受統治者的青睞。由於與突厥、契丹、吐蕃等族的戰事，在高宗朝因傑出軍事表現而獲得“勳官”計程車兵與官員數量劇增。勳官的總額已經遠遠超過朝廷所能提供的職缺與賞賜。這樣的狀況導致立功沙場的榮耀貶值，對於那些想要進入政府的人來說，經典知識帶來的助益業已凌駕于軍事功績之上。由於“文治”的重要性在武后時期開始增長，即便官員轉換出任文武職事的做法依舊，一些文官已不願接受轉任武職的任命。這一點反映出文武官員更為劇烈的分化。

分析8世紀前半葉高階官僚的經歷，足以顯示文治力量的擴充套件。儘管軍功仍能讓部分官員贏得升遷至高階文官職位的機會，但絕大多數的例子都是文官短暫成為邊界的軍事將領，因為令人驚豔的軍事成就，而得以晉升宰輔。例如，在開元年間，共有五位官員——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與杜暹——在邊界統兵後晉升為宰相。他們都帶有文散官銜，仕宦生涯的主要工作都是文職，僅執行過短期的軍事任務，只有王晙是一個例外。

相較之下，只有極少數的將領，比如郭元振，能在軍旅中長期服務後，成為宰相。由此可見，原有在文武官員間均衡的勢力，已漸漸向文官方面傾斜。同樣反映此一趨勢的是，堅決反對領土擴張的宰相宋璟，甚至阻礙了幾位在開元四年立下戰功的軍事將領的升遷。相較高祖朝對於軍事功績的強調，唐朝的文武關係在8世紀產生了劇烈的消長。這正解釋了何以懷有政治抱負者更偏好文學知識與文職，而較不喜軍事技術和武職。

04朝廷下令建立武廟，舉辦類似孔廟釋奠的儀式

在玄宗朝，社會風氣傾向“重文”已變得相當明顯。社會精英開始將寫詩視為重要才能，以獲得文學教養為榮，在皇帝身邊擔任文膽則為最崇高的工作。因此，研讀經書以參與科舉考試，成為最主要的仕進策略，據說連孩童都會嘲笑那些不能作詩的人。相反，武官地位跌至谷底，有段話甚至這麼說：“不肖子弟為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

即便這段陳述有誇大之嫌，它看來仍可作為武官地位急劇下降的標誌。武職貶值到有才者能避則避的情況，絕非玄宗所樂見。為了提高武職的地位，他指派幾位高階文官至軍中服務。開元八年，韋湊由原本的文職轉任右衛大將軍之時，玄宗對他如此說道：皇家故事，諸衛大將軍共尚書互動為之。玄宗用來提升“武”的價值的另一個策略，是建立武廟，供奉兵學經典記錄的重要人物——傳說中的太公。

開元十九年，朝廷下令在兩京以及諸州建立武廟，並舉辦類似孔廟釋奠的儀式。對太公的祠廟規劃及禮儀實踐，全盤仿效孔子的釋奠禮，表明朝廷有意識地給予軍事知識與儒學經典相同的地位。然而，建立這種型別的武廟，無益於彌合文武之間的鴻溝，只是顯示朝廷在國家祭祀上承認文武之間日益對立的現實。因此，曾發揮淡化文武官之別的“文武合一”傳統，到了玄宗時代，不論在實踐面抑或理論面都已成為明日黃花。

事實上，上述玄宗的努力並未能挽回漢人對軍事工作的厭惡。於是，熱衷於領土擴張卻又缺乏漢人支援的玄宗，想出的解決方法就是：仰賴非漢族將領及士兵。延攬非漢族戰士進入軍旅始於太宗朝，起初他們的數量相當有限，直到玄宗廢除府兵制，並沿著邊區建立起職業軍隊，才有越來越多的非漢族群被僱傭進入大唐軍隊。就在玄宗以職業軍人取代府兵之際，他也重新安排了沿邊的防衛體系。邊境被分割為好幾個防禦區，每一區指派一名節度使治理。

統轄大軍的節度使們，很快成為玄宗朝最重要的軍事領袖。剛開始時，有些高層文官還領有這些職位，不過隨著對非漢族將士的日漸依賴，玄宗也逐漸傾向指派非漢族將領充任沿邊節度使。把持著開元二十三年至天寶十一載朝政的宰相李林甫，又為了個人的政治野心，進一步強化了蕃將領勃興的權力。在李林甫晉升宰相以前，文官通常會在出任短期軍事職務後，被任命為宰相。李林甫為了維持其地位，努力地防範其他文官靠著戰功而贏取晉升宰相的機會。在李林甫心中，缺乏足夠文學素養的非漢將領無法奢求文官的最高職位，因而不會威脅他已得之權位。

與此同時，李林甫與一些非漢族將領有著私人聯結，使他對自己駕馭這些將領的能力很有信心。李林甫力勸玄宗派遣蕃將取代文臣出任沿邊節度使，宣稱：“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順利獲得玄宗批准。到了天寶年間，絕大多數的沿邊軍隊都由非漢將領統轄，再也沒有官員在從事軍旅之後被拔擢為宰相。撇開個人動機不談，李林甫之所以能夠說服玄宗接受他的提案，還是因為文武職涯分途已成既有的事實，文人不再熱衷於從軍，以蕃將取代文臣統兵，不過是順勢而為。

在此情況下，“出將入相”的傳統也就煙消雲散了。放棄唐代前期傳統的負面影響很快就浮現出來。隨著絕大多數的軍事將領不再會被調回朝廷，其生涯也就轉而集中在統轄軍隊之上，這自然讓他們與士兵們的聯結益趨緊密。較有野心的軍事將領，得以建立起屬於他們自己私人的權力基礎。這樣的政策，讓在8世紀年代最受玄宗寵幸的蕃將領安祿山，得以在天寶十四載組織一支以蕃兵、蕃將為主體的大軍，並進而發動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