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子既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之。亞丹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之前聞。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為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政，則財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勵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尤急。

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為諱，又忕習於重農抑商之說，於是生財之途常隘，用財之數常多，而財之出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棄財不理，則人之睨其旁者，勢必攘臂而並爭，於是財非其財。吾棄財不理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於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盡，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非其財，國非其國，則危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視而無如何。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之方，雖終日搶攘徬徨，交走駭愕，而卒無分毫之益。中國自周漢到今，傳所稱理財之方，其高者則節用而已耳，下乃奪民財以益國用已耳。奪民財以益國用，前所謂取給於隘生之途是矣。此自殕之術也，節用之說，施之安寧之世，能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於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聚留。循是不變，是坐自困也。

所為變之之方者，何也？取材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而已矣。取材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非必奇材異智而後能也。然而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力破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遺棄於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為諱，則無理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財之所以通也，農者，生財之一途也。閉財之多途使出於一，所謂隘也。其勢常處於不足，尚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財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則壅，故商興焉。禹之始治水也，既與益稷予眾庶稻及他根食矣，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居以通之，是商與農並興驗也。專農一途，故不需商也。禹於九州田賦，既等而次之，至其貢筐則皆所鮮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獵，漁之所獲，虞之所出，工之所作，礦人之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財取為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母輸則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之財至纖悉，不專農如此，而礦利尤遠。蓋荊楊之金三品，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及漢武而後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其證也。然上溯神禹時已二千年矣，禹之興礦利如此。又據九州水道推論之，使神禹生今時，其從事於今之路礦，可意決也。況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宣之考室，衛文之通商惠工騋牝三千，蓋皆奉神禹為師法，而可以利為後而諱言之乎？

今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賂衰耗。說者顧謂五州萬國，我為最富，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適成於是時，此亞丹氏言利之書也。顧時若不滿於商，要非吾國抑商之說，故表而辯明之。世之君子，儻有取於西國計學家之言乎，則亞丹氏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國之舊聞乎，則下走所陳， 尚幾通人財幸焉。

光緒辛丑十一月 桐城吳汝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