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元代邊疆史地研究-7月13日。
昨日拜讀《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第一章、二章（以下簡稱邱文），特草就札記如下，以求教於方家。
一、關於《史集》幾處“蒙古斯坦”所指地域
邱文P22以為“蒙古斯坦”相當於《南村輟耕錄》之“韃靼田地”；邱文P24-25以為《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漢譯本P122）所載克烈部冬、夏營地之“蒙古斯坦”；以及《史集·部族志》“乃蠻”條（P229）也兒的石河、乞兒吉思之間群山延伸至克烈部王罕居地之“蒙古斯坦”，均為泛指，指斡難、怯綠連河蒙古人土地，位於蒙古高原東部，而乃蠻部與汪古部領地不包括在內；邱文P25以為《史集·蒙哥合罕紀》（P272）“蒙古斯坦中央的豁兒豁納黑·主不兒”雖然大致位於蒙古高原東部、斡難河中游，但“恰好處於諸蒙古語部族活動範圍的中心”，故稱其地位於蒙古斯坦中央。
首先，《南村輟耕錄》之“韃靼田地”大致範圍並不確定位於漠北，《史集》“蒙古斯坦”廣義上應相當於漢文記載“達達國土”，甚至《秘史》“也可蒙古兀魯思”。
其次，《史集·部族志》序言所列舉克烈部冬、夏營地the Onon ，the Kelüren， Tatan Balj’us， Burqan Qaldun， K k Na’ur， Bu’ir Na’u，Qarqab，Küyin，Ergūne，Qala’ir，the Selenga，Barqujin T güm， Qalajin al t， ngü，依次為斡難（今鄂嫩河）、怯綠連（今克魯倫河）、答蘭巴勒渚思（答蘭版朱思之野）、不兒罕合勒敦（今肯特山）、顆顆腦兒（闊闊納浯兒）、捕魚兒海（今貝爾湖）、閤兒合（合勒合、合泐合，今哈拉哈河）、回引（今伊敏河支流輝河，即《析津志》“兀失溫”站東兩站之“回引”站）、額兒古涅（今額爾古納）、海剌兒（今海拉爾河）、薛靈哥（今色楞格河）、巴兒忽真脫窟木（巴兒忽真之隘）、合剌合勒只惕（合蘭只之野、哈闌真沙陀）、汪古惕（界壕）。
嚴格而言，上述地名均非克烈部冬夏營，故上述地名並不能用以考訂“蒙古斯坦”所指涉地區。因為《史集·部族志》“克烈部”條明載有克烈部王罕冬夏營地與左右翼軍隊禹兒惕所在。筆者在波義耳、陳得芝先生復原校訂基礎上，可以確定王罕冬營地六處之三處：汪吉河、鈋（é）鐵鈷胡蘭、札剌兀忽蘭；夏營地兩處為達蘭達葩（答蘭答八思）、Güse‘ür Na’ur（即距哈剌和林四日程之窩闊臺秋營地K s Na‘ur、《聖武親征錄》曲笑兒澤）；右翼禹兒惕兩處為禿零古、盞零古兩山（亦即窩闊臺夏獵地），左翼禹兒惕四處僅可確定界牆南部附近阿卜只合·闊帖格兒。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前人多誤將曲笑兒澤與曲薛兀兒澤（古洩兀兒納浯、曲先腦兒）混而為一。
再次，乃蠻部也兒的石河、乞兒吉思之間群山延伸至克烈部王罕居地之“蒙古斯坦”，狹義上蓋指達蘭達葩、曲笑兒澤、禿零古、盞零古等哈剌和林西部以及哈剌和林北部地區。
最後，“蒙古斯坦中央的豁兒豁納黑·主不兒”這一記載明顯有誤。筆者已考蒙古部在斡難河源、中游、下游至少有三處營盤：斡難河源不峏罕·哈勒敦、斡難河中游月良兀禿剌思之野、斡難河下游豁兒豁納黑·主不兒，月良兀禿剌思之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分別為泰亦赤烏部、札木合老營。因豁兒豁納黑·主不兒位於斡難河下游或最東部，故其地當為蒙古斯坦“東部”，並非“中央”。
關於《史集》“蒙古斯坦”所指涉地區，確實多為泛指，乃蠻部、汪古部（甚至乞兒吉思部）並不包括在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史集·忽必烈合罕記》一處載（1257年）塔察兒遠征南家思無功而返之前一年，忽必烈在“蒙古斯坦哈剌溫只敦”自己帳殿中靜養；一處載（1260年）忽必烈抵達哈剌和林、在汪吉河過冬，之後遣回急使，在哈剌溫只敦帳殿中停駐下來。邱文P88頁誤以為“蒙古斯坦哈剌溫只敦”系年為蒙哥元年（1251），“哈剌溫只敦”位於蒙古斯坦或蒙古高原東部、大興安嶺南端；並據“壬子歲（1252），聖主居潛邸，駐蹕嶺上”，而以為“嶺上”即“哈剌溫只敦”山麓某處營地。筆者以為《史集·忽必烈合罕記》有忽必烈帳殿之兩處“哈剌溫只敦”當為同一地名。
據《元史·世祖本紀》忽必烈1260年十月“戊午，車駕駐昔光（當為“黃兀”之誤，指汪吉河野馬川）之地”、十二月“帝至自和林，駐蹕燕京近郊”，可知哈剌溫只敦當位於汪吉河與燕京近郊沿途，而顯然並非蒙古高原東部、大興安嶺南端。
1252年（春夏）忽必烈“駐桓、撫間”，當年夏赴曲先腦兒覲見蒙哥，因而“嶺上”當位於“桓、撫間”，而可指金蓮川涼陘或炭山。哈剌溫只敦為蒙古語“黑山”之意，前人多以為《史集·忽必烈合罕記》之哈剌溫只敦位於漠南金蓮川。此說基本可從，則“蒙古斯坦哈剌溫只敦”即元代上都路“炭山”、金蓮川涼陘。進而言之，山後草地或爪忽都之金蓮川地區，亦可稱之“蒙古斯坦”。
因此，《史集》“蒙古斯坦”既可泛指克烈部、蒙古高原東部蒙古諸部（例如蔑兒乞部、弘吉剌部、塔塔兒部、乞顏部、泰亦赤烏部、札答闌部）居地，亦可指乞臺地區山後草地，邱文對“蒙古斯坦哈剌溫只敦”地望的考證並不可從。
狹義上“蒙古斯坦”最初可能指克烈部曲笑兒澤、禿零古、盞零古以東，額兒古涅、海剌兒以西，薛靈哥、巴兒忽真脫窟木以南，這一廣袤地區並不能如邱文簡單歸納為蒙古高原東部、蒙古語諸部族活動區域，因為邱文亦承認此區域中哈剌和林位於蒙古高原“中心”位置，且成吉思汗建國前後蒙古高原諸部居地與語言並非一成不變（《史集》視克烈部為突厥語部族）。
二、哈剌和林前身、成吉思汗-窩闊臺時期蒙古高原政治中心
邱文P61以為哈剌和林的重要地位在窩闊臺即位之前“未得到充分體現”，僅處於拖雷勢力範圍的“邊緣地帶”；邱文P16以為窩闊臺時期哈剌和林由諸蒙古語部族活動範圍的“邊緣”，一躍為蒙古帝國“中心”；P64以為窩闊臺即位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蒙古帝國存在新、舊兩個政治中心，即哈剌和林、三河之源或斡難-怯綠連大斡耳朵。
首先，關於哈剌和林歷史地位，邱文並沒有釐清。
《元史·昔都兒傳》“（至元）十四年，從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凹臺、嶽不思兒等於黑城哈剌火林之地”之“黑城”，即忽必烈1256年“冬，駐於合剌八剌合孫之地”之“合剌八剌合孫”，學者趙琦率先將“合剌八剌合孫”比定為回鶻牙帳，其說甚是。
元代史料中，黑城與哈剌火林經常相提並論，或者廣義上黑城即哈剌火林。例如，元人耶律鑄言
“龍庭，和林西北地也”，
“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1235年），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
可知龍庭當即和林西北七十里之苾伽可汗宮城。苾伽可汗宮城又稱斡魯朵城、龍庭單于城、古回鶻城、回鶻單于城、卜古罕城。
回鶻牙帳為蒙古高原政治中心的歷史地位，即使在回鶻汗國崩潰後亦長期延續下去。例如，王延德太平興國六年（981）出使高昌回鶻路經九族達靼居地，史載
“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
引文之“合羅川”即元代和林川，“城”並非前人普遍以為之鎮州可敦城，而當為回鶻牙帳。進而言之，合羅川回鶻牙帳其時為九族達靼政治中心。與此同時，《史集·部族志》“克烈部”條載王罕父親忽兒札忽思—不亦魯黑汗在斡耳朵八剌合孫有禹兒惕，“斡耳朵八剌合孫”即回鶻牙帳，此暗示王罕父親老小營或政治中心很可能位於回鶻牙帳。
此外，史載
“時夏人未服從也，圍其城（中興府），五旬弗解。夏人弗能支，遣金紫（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以講和。使見太祖和林，奉夏主之女，請為購以解。太祖命金紫與扎剌可抹哥（木華黎之弟）那顏，屑金和酒以為盟，約為兄弟。抹哥貴族重臣，飲金，國之重盟也”，
引文所言蒙古與西夏約為兄弟之國一事發生於1209年秋成吉思汗第三次南征西夏之役後不久，其時西夏使臣覲見成吉思汗地點為“和林”。《元史·地理志》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和寧路條載
“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
而《元史》又載“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乙未，城和林，建萬安宮”、“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萬安宮”，關於成吉思汗1220年“定都”和林，窩闊臺1235年“城”和林記載，筆者贊同伯希和、陳得芝先生所言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區新設一個斡耳朵。
不過，成吉思汗在哈剌和林地區所設斡耳朵，並非始於1220年，而至遲可追溯至西夏使臣曲也怯律約1209年覲見成吉思汗於和林地區時。進而言之，窩闊臺城和林，實際僅僅是將成吉思汗哈剌和林斡耳朵擴建為城池，哈剌和林的前身廣義上可謂成吉思汗和林之斡耳朵，乃至斡耳朵八剌合孫、合羅川回鶻牙帳、龍庭。因此，哈剌和林為蒙古高原政治中心之歷史地位，實際自回鶻時代回鶻牙帳、九族達靼時期合羅川之“城”、克烈部斡耳朵八剌合孫、成吉思汗和林斡耳朵（龍庭）一脈相承下來。
哈剌和林遺址
其次，關於成吉思汗、窩闊臺時期蒙古高原政治中心，邱文論述不免過於簡單。
邱文承認蒙古前四汗時期屬“行國”體制，那麼，嚴格而言，前四汗時期即使哈剌和林建城之後，大蒙古國實際上亦長期沒有固定的政治中心，因為其時政治中心隨季節變化而遷至不同營地。簡而言之，成吉思汗、窩闊臺時期大蒙古國政治中心可謂乃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窩闊臺四季營地。其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成吉思汗最重要斡耳朵當為斡難河源（不兒罕哈勒敦）、克魯倫河曲雕阿蘭大斡耳朵、薩里川哈老徒、土兀剌河合剌屯、哈剌和林之龍庭。
成吉思汗時期大蒙國政治中心已有所變化，即由成吉思汗稱汗建國之斡難河源南遷至曲雕阿蘭大斡耳朵，且哈剌和林地區之龍庭重要性亦日益凸顯出來，因為曲雕阿蘭、哈剌和林交通上較斡難河源更便於成吉思汗南下金國或西夏。成吉思汗後期，曲雕阿蘭成為其最重要斡耳朵，其政治地位最高，而可謂大蒙古國政治中心。而斡難河源，依舊為蒙古龍興之地。
窩闊臺之所以城和林，主要因素之一是窩闊臺四季營地均鄰近哈剌和林，而位於哈剌和林北、西、南三個方向。窩闊臺即位後較少巡幸蒙古高原東部成吉思汗斡難-怯綠連地區諸斡耳朵，未必可簡單歸咎於政治中心變遷。蒙古諸汗均設四大斡耳朵而有不同營地，窩闊臺四季營地與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並不相同，故前四汗時期政治中心難免有所不同。邱文不明成吉思汗五處最重要斡耳朵、窩闊臺四季營地位置，哈剌和林地區龍庭（邱文誤以為龍庭特指曲雕阿蘭）長期以來漠北諸遊牧政權政治中心歷史地位，故邱文第二章推論多難成立。
成吉思汗-窩闊臺時期蒙古高原政治中心的變遷，實際上可簡單歸納為斡難河源不兒罕哈勒敦、曲雕阿蘭、哈剌和林，其變遷原因有交通、蒙古諸罕斡耳朵延續性、漠北諸遊牧政權傳統政治中心等多種因素。窩闊臺、成吉思汗實際上繼承了克烈部較多營地，諸如成吉思汗繼承了土兀剌河合剌屯、斡耳朵八剌合孫，窩闊臺則繼承了達蘭達葩（夏營地）、曲笑兒澤（秋營地）、鈋鐵鈷胡蘭（冬營地）。哈剌和林建城以後，實際上窩闊臺並非定居其城，哈剌和林一定程度上僅為大蒙古國名義上的都城，其時蒙古高原真正政治中心當為窩闊臺四季營地。
三、邱文第一、二章錯訛舉例
1、P22邱文註釋二所引白玉冬先生“原本受阻於回鶻而活動於貝加爾湖東南、薛靈哥河中游以北、闊闊桑沽兒河以東地區的各支原蒙古語部落紛紛南下”，“闊闊桑沽兒河”當為“庫蘇古爾湖”之誤。
2、P49邱文以為1227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過程中卒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此處當為“殯”於薩里川哈老徒，伯希和、王頲、薄音湖等學者與及筆者均曾論及成吉思汗卒地，成吉思汗當卒於金國“清水縣”。
3、P63、P78邱文以為耶律楚材1218年經居庸、武川、雲中之西、天山之北、大磧所至“行在”，即羅依果所言撒阿里客額兒行宮。耶律楚材出天山（大青山）之北所至“行在”要麼為龍庭之回鶻牙帳，要麼為曲雕阿蘭大斡耳朵，而顯然不可能為薩里川哈老徒行宮。因為沒有史料可證出淨州有路直通薩里川哈老徒行宮，筆者目前僅發現史料可證出淨州一可西北至龍庭之回鶻牙帳，一可東北至曲雕阿蘭。1218年正月成吉思汗曾南征西夏，當年耶律楚材所至“行在”很可能為龍庭之回鶻牙帳。
4、P64邱文以為陳得芝先生已經否定了白石典之將阿兀拉嘎遺址比附為彭大雅所言“大斡魯朵”的推測，但可以認為阿兀拉嘎遺址乃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之外“另外五個斡耳朵”中比較重要的一個。陳得芝先生《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一文僅否定白石典之先生將蒙古國阿兀拉嘎遺址比附為成吉思汗陵或成吉思汗祭廟遺址，並否定彭大雅能就近觀察成吉思汗“大禁地”；陳得芝、白石典之等中外學者均公認阿兀拉嘎遺址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蘭遺址，且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中政治地位最高之大斡耳朵。邱文曲解陳得芝先生觀點，且誤將阿兀拉嘎遺址定為四大斡耳朵之外“另外五個斡耳朵”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說明其並不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位置。
5、P64邱文以為曲雕阿蘭大斡耳朵漢文史料稱“龍庭”，《元史》中多處“龍庭”均非泛指。狹義上龍庭，根據耶律鑄記載，當指回鶻牙帳；廣義上龍庭，可指蒙古前四汗任何一處斡耳朵。《元史》中“龍庭”沒有一處可以確定為曲雕阿蘭。
6、P65邱文以為成吉思汗黑林行宮已經為其冬營地，但事實上沒有史料明載黑林行宮為成吉思汗冬營地，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並非四季營地，其四大斡耳朵位置迄今尚有爭議。
7、P65邱文以為根據《秘史》，1233年夏窩闊臺沒有返回怯綠連河舊營地，而直接入駐合剌豁魯麻（哈剌和林），當年冬其才返回（蒙古高原）東部的“阿魯兀忽可吾行宮”。然而，《秘史》第273節所載窩闊臺返回合剌豁魯麻之事，邱文P20頁已言當為1232年之事，其P65所言窩闊臺1233年駐蹕合剌豁魯麻顯然有誤。此外，《元史·察罕傳》載其“太宗即位，從略河南。北還清水答蘭答八之地”，窩闊臺1232年經官山（取道木憐驛）北返漠北，當年“九月，拖雷薨，帝還龍庭”之“龍庭”很可能當指其夏營地“清水答蘭答八”。關於窩闊臺1233年冬所至“阿魯兀忽可吾行宮”，位置不詳，未必位於蒙古高原東部，阿魯兀忽可吾即阿剌黑忽客兒、阿剌黑忽客裡，突厥語“花牛”之意。
8、P65邱文以為1234年窩闊臺在夏營地“達蘭達葩”和“八里裡答闌答八思之地”兩次召開宗親會議，商議徵宋。然而，“達蘭達葩”即“答闌答八思之地”，“八里裡”不詳，當年達蘭達葩當僅召開一次徵宋會議。
9、P67邱文以為1235年後翁金河上游野馬川取代黑林行宮成為新的冬營地，1237年“冬十月，獵於野馬川。幸龍庭，遂至行宮”乃窩闊臺其時唯一東幸東部駐牧地的活動，並將“龍庭”均比定為曲雕阿蘭。事實上野馬川冬營地遺址白石典之先生已有論及，其地並非位於翁金河上游，而當為中游；1237年“冬十月，獵於野馬川。幸龍庭，遂至行宮”之“龍庭”、“行宮”不排除指野馬川冬營地。
10、P68邱文以為《史集》所載1245年秋選立貴由為汗之“闊闊納兀兒”，當位於“答蘭答八思”範圍內，乃窩闊臺時期秋營地，其對波義耳、陳得芝先生關於闊闊納兀兒、曲先惱兒爭議不知如何堪同，而以為目前似未有完美的解釋。邱文對顆顆腦兒、曲先腦兒、曲笑兒澤三處斡耳朵位置皆不明瞭。筆者早已考訂闊闊納兀兒（顆顆腦兒）為鐵木真逃離泰赤烏部後所設首個營盤，當即美國陸軍制圖局所編制蒙古地圖 nd r Haan分幅之Delger Hanuy Nuur（E108°90 ，N47°52 ）。窩闊臺秋營地當為曲笑兒澤，位於達蘭達葩地區。曲先惱兒即曲薛兀兒澤、古洩兀兒納浯，位於怯綠連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蘭附近，亦即民國《百萬分一中國輿圖》“烏得”一圖克魯倫河南岸之“哈喇湖”。
克魯倫河
11、P68邱文以為1246年貴由在哈剌和林地區的汪吉宿滅禿裡即位，“汪吉宿滅禿裡”蓋即窩闊臺野馬川冬營地，至少其地顯然並非位於哈剌和林地區。
12、P69邱文據《史集》所載十一歲忽必烈與九歲旭烈兀在乃蠻邊境愛蠻-豁亦（aīmār-hūī）狩獵，其地鄰近葉迷立-忽真，且鄰近葉迷立-忽真（Imil-Qojin）附近、亦列河（the Ili River，今伊犁河）彼岸、距畏兀兒地區不遠，而以為忽必烈、旭烈兀兄弟為幼童，愛蠻-豁亦當為其父親拖雷營帳，拖雷家族在窩闊臺潛邸分地葉密立、霍博附近有禹兒惕。然而，《史集》實際載載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返回自己斡耳朵時，忽必烈與旭烈兀出來迎接成吉思汗，二人適在葉迷立-忽真附近、亦列河彼岸、鄰近畏兀兒地區的乃蠻邊境之愛蠻-豁亦（aīmār-hūī）分別獵殺一隻兔子與山羊，成吉思汗根據小孩第一次狩獵需在大拇指拭油的習俗親自替二人拭指。之後，他們從那裡出發，駐紮在不合速只忽，設定金帳，舉行聚會，其地土質甚輕，成吉思汗命每人搬取石頭投擲到其營地上。由此可見，愛蠻-豁亦（aīmār-hūī）並非拖雷禹兒惕或營帳，而當為成吉思汗西征返程駐蹕之斡耳朵。
13、P71邱文據《元史》1251年夏“復大會於闊帖兀阿闌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於斡難河”，而以為蒙哥1251年即位於斡難河源曲雕阿蘭。然而，“斡難河源”當為克魯倫河之誤，曲雕阿蘭與斡難河源相距甚遙。
14、P71邱文據《史集》以為蒙哥1251年冬在汪吉河駐冬，次年夏《元史》始第一次明載其“駐蹕和林”。然而《史集》所載蒙哥1251年駐冬汪吉河很可能為1252年之事，因為《元史》明載1252年十月駐“月帖古忽蘭”之汪吉河野馬川地區；且蒙哥1251年於曲雕阿蘭即位，其自曲雕阿蘭要赴旺吉河駐冬，史載交通線只有自曲雕阿蘭經薩里川哈老徒、黑林行宮、哈剌和林至汪吉河。換言之，蒙哥如果1251年即位當為便自曲雕阿蘭赴汪吉河駐冬，其當年便已駐蹕哈剌和林。
15、P73邱文以為1252年八月徐世隆、姚樞等覲見蒙哥之“行宮”，當為薩里川哈老徒行宮。陳得芝、馬曉林等學者早已考徐世隆、姚樞等覲見蒙哥之“行宮”為曲雕阿蘭，或曲先惱兒，或驢駒河（克魯倫河）。
16、P73邱文以為日月山為“哈剌溫山”，“在和林之北”恐非確論，或出於漢人想象之辭，而以為日月山位於不兒罕山脈中距顆顆腦兒、軍腦兒甚近的某處。日月山為“哈剌溫山”，“在和林之北”，此記載準確可靠。關於日月山位置，陳得芝、寶音德力根、趙琦、馬曉林等學者與筆者均有論及，其地即斡難河源不兒罕山，距顆顆腦兒、軍腦兒甚遙，且學者馬曉林已經梳理1252年蒙哥日月山祭天詳細過程。
17、P75邱文表一 史料所見前四汗時期駐營地，標註1224年秋成吉思汗自花剌子模返回黑林行宮。然而，1224當為1225年之誤，《秘史》第264節明載成吉思汗雞年（1225）返回黑林行宮。
18、P75邱文標註1225年夏，成吉思汗駐蹕“布哈綽克察”，“布哈綽克察”由於清人忘改而無法復原。筆者早已考布哈綽克察即《史集》之Buqa-su iqu、成吉思汗碑（移相哥碑）之Buqa-（s）u iqai，其地正為《史集》所載忽必烈與旭烈兀狩獵後隨成吉思汗至“不合速只忽”聚會之地。
19、P75邱文標註1232年夏窩闊臺駐蹕“阿剌合的思”，但《元史》明載當年夏窩闊臺避暑“官山”或九十九泉，阿剌合的思（雜色山嶺）乃拖雷隨窩闊臺自官山北返漠北沿途去世之地，並非窩闊臺駐夏營地。
20、P78邱文標註1218年耶律留哥覲見成吉思汗之“按坦孛都罕”，屠寄考證為“驢駒行宮”。伯希和、蔡美彪先生均論及按坦孛都罕詞義、位置，按坦孛都罕為“金糕駝”之意，指金蓮川涼陘，筆者已考其具體指今太僕寺旗駱駝山。
金蓮花
滿洲語aisin xu ilha
蒙古語 altanghvwa ceceg、altan batma
21、P79邱文標註1236年鄒伸之使團覲見窩闊臺於怯綠連大斡耳朵。然而，王國維先生已考鄒伸之兩次出使蒙古，《黑韃事略》所載彭大雅、徐霆出使蒙古路線雖然不同，但二人覲見窩闊臺之地很可能均為窩闊臺夏營地達蘭達葩。
22、P81邱文標註李志常1251年冬、1255年七月分別覲見蒙哥於汪吉河、哈剌和林。但李志常1251年冬所至“闕下”未必位於汪吉河，當年冬蒙哥亦可能駐曲雕阿蘭；史載李志常乙卯（1255）七月覲見蒙哥於“行宮”，《元史》載當年夏蒙哥駐夏達蘭達葩地區月兒滅怯土，邱文所標註李志常1255年覲見蒙哥於哈剌和林與蒙哥駐夏月兒滅怯土之事自相矛盾。此外，邱文註釋所標註“秋七月見上於行宮”實際為乙卯年之事，而當移入1255年條下。
23、P81邱文既標註1255年那摩大師、少林長老等人覲見蒙哥於哈剌和林，附錄又註明“以七月十六日，覲見帝於鶻林城南之昔剌行宮”，前後自相矛盾，且那摩大師、少林長老覲見蒙哥之事為丙辰（1256），並非1255年。此外，邱文1256年條附錄註明噶瑪拔希、魯木王子阿老丁抵達“昔剌斡耳朵”，亦可證那摩大師、少林長老等人1256年覲見蒙哥於昔剌行宮記載準確無誤。但需要指出的是，邱文標註噶瑪拔希、魯木王子阿老丁朝覲地點為“哈剌和林”，與昔剌斡耳朵自相矛盾。昔剌行宮即剌斡耳朵，即“金帳”之意，亦即窩闊臺夏營地月兒滅怯土，位於達蘭達葩地區。因此，昔剌行宮實際位於鶻林城“西”或西南。
小結
《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第一章《“蒙古斯坦”的形成與草原領地的分封》、第二章《草原政治中心的西移與哈剌和林之成立》，源自該書作者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世紀）——漢文、波斯文史料之對讀與研究》第一、二章，此兩章內容曾以《哈剌和林成立史考》刊於《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五輯（科學出版社，2012年）。總體而言，此兩章內容基本一直無多大變化或修訂。《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收入“中古中國知識·信仰·制度研究書系”第三輯，其“書系緣起”中，餘先生2011年12月言此套叢書乃追求學術沃土而並非“黨同伐異的山頭”之“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在學術出版過度繁榮的當下，推出的數年打磨而寫定的心力交瘁之博士論文佳作（第一輯）、研究班成立後歷次往復匡謬正俗之結晶（第二輯）。第三輯學術定位，不詳。筆者昨天走馬觀花選讀了《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第一章、二章內容，偶然發現了上述問題。作為2011年已經定稿之博士論文章節，距今已七八年，卻沒有“數年打磨”、“往復匡謬”而基本原文不動收入論文集或專著中，此不免既對讀者不負責任，亦不尊重近年來學界新出之相關研究成果。按照學術慣例，博士論文答辯後出版時，一般多適當加以修訂完善。
《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作者以為《史集》乃研究蒙古帝國早期歷史最重要史料，強調使用波斯語、阿拉伯語多語種文獻進行綜合研究，尤其是漢文、波斯文史料對讀、比較。漢文、波斯文史料對讀的方法值得提倡，不過研治元史首先應學習的民族語言可能應該是蒙古語、突厥語，相關漢文史料的比較分析，亦應重視。《史集》對蒙古早期歷史事件的記載，系年、地點經常錯誤百出，《史集》記載很多情況下不如《秘史》、《親征錄》、《元史》更準確可靠。上述兩章雖然史料十分翔實，但內容涉及蒙古諸部營地、成吉思汗諸斡耳朵、窩闊臺四季營地一系列蒙古高原史地，而作者基本不明相關歷史地理，相關地名位置多引據前人之說，不免疏於考訂。
筆者對民族語言半竅不通，一日草就此札記，唯一目的是希冀學界能多出一點諸如伯希和、波義耳、陳得芝先生民族語言與史地緊密結合、考證精闢之作。（讀書札記草稿，請勿引據，多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