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集使和進奏官，都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十分重要的，負責連線地方四方與中央的資訊交流的官員。
他們分別在唐朝前後期，在朝廷與地方之間起到了紐帶作用。
兩者貫穿了唐朝整個時期，在政治，經濟，新聞傳播等諸多領域的演變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象徵了唐朝地方與中央之間權利拉扯過程中的秩序程序。
同時，無論是朝集使，還是進奏官，亦或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上計吏，
在他們均服務於當時“駐京辦事處”的背景下。
研究其職能差別以及權力背景的演變與差別，
對後世的權力分佈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朝集使與進奏官的異同
已有的中國古代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連線研究，很多都是在朝集使與進奏院之間比較、討論。
這其實是不恰當的，因為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權力分佈版面中，朝集使是一個職務。
而進奏院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相應發揮類似功能的機構統稱，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辦事地點，兩者之間缺乏有效的可比性。
因此，我們選擇了朝集使與進奏官作為兩個不同時期的資訊傳播機構人員的代表進行研究，從他們的異同來剖析一二。
1、身份不同
根據史料記載，朝集使早在隋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但是在唐朝前期達到政治權利方面的一大飛躍。
朝集使是唐朝前期州郡行政體制下的產物，每年各個州郡派遣官員去往京城，處理中央與地方的交接事宜，這在當時被稱為
“述職”
。
這一情況在“安史之亂”之後得到改變，朝集使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唐朝後期的主要述職人員——進奏官。
進奏官與早期朝集使的選舉方式極其類似，是由唐朝後期的州，道，縣制度下產生的派往京城的代表。
因此我們可以得知，無論是朝集使還是進奏官，都作為五湖四海各個州郡縣地方官員代表，在京城進行資訊傳播方面的政治活動。
說起兩者之間身份的差異之處，就不得不提到朝集使與進奏官兩個不同時期的封官制度的差異。
朝集使作為唐朝鼎盛時期前期的地方代表，往往是擁有都督或者刺史之類的頭銜，也就是地方的首腦級別的人物，幾乎都是掌管一方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的翹楚。
其中級別略微低人一等的下級刺史也是當朝官居四品、紅極一時的人物。更有一些地方選擇由上佐擔任朝集使的職位，
這裡的上佐一般是指各個地方的司馬、別駕、長史來擔任。
他們在權力品級上或許略遜一籌，但他們
“掌管二府州縣之事，以綱紀眾人事務，通判列曹之位。”
同樣是身居要職，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相比之下進奏官則沒那麼幸運了。
他們身為藩郡的代表，也有一些掌握著實際權利，如，道之武職長官等等。
史料也記載有“奏帶正宮”。
甚至有“請兼檢校官及憲官者”，但其身份地位有時甚至不比當時的朝廷正官。
這一點便是當時兩者身份的主要區別之處。
2、起居、辦公場所不同
唐朝初期，朝集使來到京城之後需要與商人們一同居住。
有史料記載：“皆租賃房產與商人雜居。”
直到貞觀年間，太宗為了方便管理才在京城內閒置的起居場所為各個州縣的朝集使設定了專門的休息場所。
作為他們在京城進行資訊交流活動的中轉，
“令就京城內閒坊為諸州朝集使造宅邸三百餘所。”
但唐朝當時的朝集使辦公場所的全貌的具體方位我們已經無從知曉，只能在北宋時期的史料典籍中查詢蛛絲馬跡
在宋敏的《長安志》中記載，它們主要分佈在以東市為中心的幾個特定坊中。
地點林林總總，但是透過史料我們可以得知，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進奏院都集中在崇仁坊與平康坊，其中崇仁坊在巔峰時期更是達到數量之最。
經過後來史學家推測，諸
州邸分佈於“長安城朱雀門往南九坊正中央的第五行”
史料記載：
“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這一點也間接吻合了貞觀年間太宗下詔令建造諸州邸時所說的
“閒坊”
二字。可見，諸州邸所處之地理位置相對來說比較偏遠，與市井地區的交接並不理想，進奏院可就大大不同了。
史料記載：崇仁坊“因是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
平康坊則更是聲色犬馬，樣樣精通，史稱
“諸妓所居之聚也”。
進奏院所在諸坊正是在朱雀街街東圍繞東市而分佈。
可見，諸藩鎮進奏院不僅靠近宮城、皇城等政治中心，周圍又有長安城兩大市場之一東市補給日常生活所需，其地理位置要比州邸理想得多。
3、傳遞政務資訊的型別與方式不同
朝集使在京城辦公的時間大概是從每年的十二月十五日開始，到第二年的開春時節返回各地。
在京城的這幾個月裡，各地而來的朝集使需要有序處理本地的各種事宜。
例如：參與地方官員的考核以及評選，向中央朝廷貢獻自己產地的特產以及貢品。唐朝前期中央對待朝集使的態度十分親切重視，這一點我們從前期朝集使的權利之大，官位之高，也可以得知。
皇帝有時甚至會親自召見朝集使，這樣對於地方經濟，政治，軍事等相關事宜有更詳細的瞭解。
高宗即位之初，就曾
“日引朝集使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每天接見的朝集使達到十人之多，玄宗則下令：
“諸朝集使十日一參，朔望依常式。”
我們發現，歷代皇帝都希望在朝集使來朝的這段時間內，儘可能地對地方事宜有深刻的掌握，這也是當時嚴肅穩定政治秩序的體現。
而進奏官的工作內容與朝集使相比則更為隨意。他們只需要定期前往朝廷報告政治軍事動向等邊地事宜。
同時也作為資訊蒐集機構，蒐集京城的各種官員任免方面的資訊，返回郡縣後向各地長官彙報。
但是進奏院狀報在中央朝廷方面的受重視程度同樣十分明顯，
他們需要代表邊地以及各個郡縣與朝廷中央進行調和，在儘可能滿足雙方共同利益的情況下爭取己方的最大利益。
對於勢力較強地區的進奏官，他們與中央交流時也相應地會根據自身的實力提出更多的要求。在這個樞紐機構的協調下，中央與地方互相利用得以延續。
二、從政治秩序的演變看職位的變化
唐朝社會的發展分為前後兩個階段，並且特點區分極其鮮明。在唐朝前期，在各個明君的治理下，社會形勢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局面，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比較和諧。
隨著逐漸步入唐朝後期，
安史之亂之後，中央權利逐漸式微，對各個州郡縣的控制力更是遠不如從前。
各個藩鎮勢力和中央政權貌合神離，表面上支援唐朝中央的統治，實際上完全遊離於權力體系之外，養精蓄銳。
在唐朝前期，地方藩郡長官往往迫於中央政府的威嚴，進奏使在衣食住行，包括彙報等方面都完全無條件地服從於中央的安排。每年的年底到第二年的春季，進奏使小心翼翼地向大唐天子彙報。
在恩威並施的政策中，中央確立了對各個郡縣藩屬的絕對統治地位，嚴謹穩定的政治秩序被確立下來。
在唐朝後期，進奏使的背後是日漸強大的藩郡長官，這個時期，他們會更多地以自身的能力謀求藩鎮的最大利益。
“名為接應，實為監聽”
，作為邊地放在中央的耳目，他們象徵了唐朝整個社會背景中政治秩序的演變。
總結
中國古代的駐京辦事處經歷了前後期截然相反的演變過程，而對於郡縣藩屬的絕對統治地位，
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也是一種較為理想狀態下的資訊溝通與處理的模式。
長久以來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的政治背景下，
中央與地方的資訊交流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團的分株也呈現出多元化和差異化的狀態。
當政治形態趨於穩定的時候，地方政府能按照中央指令進行運轉，這也是唐朝前期資訊情報傳播方便快捷的原因。
然而
一旦政治秩序與權力格局出現任何不穩定的因素，帶來的就可能是風向的迅速轉變。
進奏官和朝集使在唐朝時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現在
“駐京辦事處”
的雛形，工作重點也在一步步演變中影響著現代資訊傳播研究。
參考文獻：
《長安志》
《全唐書》
《舊唐書》
《唐代進奏院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