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5歲的斯大林在流放地圖魯漢斯克遇到了一個比他小6歲的年輕人，兩人相見恨晚。在短暫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裡，他們同吃同睡，一塊去結了冰的河面上鑿洞捕魚，閒暇裡便探一探無產階級革命形勢，順帶展望一眼未來，苦中作樂的日子過得也算快活。幾年後，當“十月革命”的炮火推翻了沙皇專制，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在蘇聯建立後，斯大林還在地區擔任一把手受困於權鬥時，這個名叫雅可夫·米哈伊諾維奇·斯維爾德洛夫的年輕人已然成了蘇維埃高層權勢最顯赫的人物之一。
提起當時的蘇俄，多數人恐怕最先想到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麼，相對“籍籍無名”的斯維爾德洛夫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言意味著什麼呢？咱們不妨先來講一段往事。
1923年，重病纏身的列寧想找一個繼任者，放眼望去，佇立在核心權力圈中的山頭一座又一座，卻沒有一人能令他滿意：托洛茨基有才有威望，可惜稍有點自負，手高眼低；斯大林同志政治才華和理論水平都還不錯，但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權欲；布哈林雖實幹且謙虛好學，但資歷尚淺，怕是難以服眾；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一對就更不用說了，這倆人太精於投機取巧，搞革命最怕站不清立場，這倆慫貨當初還拼了命的反對武裝革命，讓這二人之一來當一把手，日後怕是要出大亂子。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到底是要鬧哪樣？列寧曾在自己的政治遺囑中表示，接班人脾氣要好，有修養，待人彬彬有禮；不貪權卻又能把握大局，理論水平和政治手段兩開花，能聽進去同僚的建議，又得有足夠強的主見。說白了，列寧就是想找一個“完美的人”來扛大旗，可這世上又怎會有如此完美的人呢？可他心中還當真曾有那麼個理想人選。列寧深知自己身體有恙，時日無多，可眼下諸位大佬各有各的想法，局勢已十分緊張。列寧同志牛了一輩子，到了這會兒終於感到力不從心。他不由感嘆：若是斯維爾德洛夫同志還在就好了。
有俗語曰“出道即巔峰”，斯維爾德洛夫的巔峰來得不僅早，還有點猛。1900年，15歲的他痛失母親，家境一落千丈，迫不得已外出打工謀生。在短短一年時間裡，斯維爾德洛夫嚐遍世態炎涼，深諳無產階級革命對祖國的必要。次年，他回到家鄉，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革命的滾滾洪流中。適逢列寧創辦《火星報》，斯維爾德洛夫當即將該報的宗旨當成指引自己前行的明燈，他的活動也愈發頻繁起來。
年僅16歲的斯維爾德洛夫展現出了極其強悍的組織才能和與年齡不符的成熟，在組織的委託下，他秘密建立了許多革命據點，多次組織示威活動。斯維爾德洛夫處於漩渦中央卻處變不驚。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二次代表會議結束上，作為列寧及其綱領的衛道士，斯維爾德洛夫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星火報》都忍不住發文稱讚：這個十六七歲的小布爾什維克還真行！
1905年以後，斯維爾德洛夫被派往烏拉爾地區統籌工作，他用極短的時間便將整片地區如一盤散沙的革命組織凝結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斯維爾德洛夫樹立威信的方式有些與眾不同：當大佬們急於發表綱領成書立著以揚名立萬時，他總是隻身一人深入工人階級基層做演講、組織活動。據說，當時有許多工人覺得臺上的年輕人咋這麼眼熟？回頭聽別人一講，頓時肅然起敬——哦！原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斯維爾德洛夫啊！
革命群眾稱讚他為“大演說家”，列寧則對其“全身心投入革命事業”的覺悟欣賞不已，然而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壯”，1906年2月，斯維爾德洛夫剛協同組織在烏拉爾省建立總部，他就被沙俄當局逮捕。從這開始一直到“十月革命”結束，他不得不在革命的同時還要與沙俄政府周旋。如果把被捕視為革命者的勳章，那麼斯維爾德洛夫無疑是“勳章大帝”了——僅被記錄在案的被捕記錄就多達14次，比列寧和斯大林加起來還多。
“十月革命”後，蘇俄中央組織開始收回權力，在新組建的領導班子中，斯維爾德洛夫被推舉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這一職位便是當時蘇俄名義上的國家一把手。雖然許多大事上還是列寧說的算，但這並不意味著斯維爾德洛夫就是花架子，相反，他手中握有相當大的實權。當時蘇俄的許多國家綱領，列寧都會找他商量，充分聽取他的意見；連處決尼古拉二世一家，都是斯維爾德洛夫親自批准的。資料記載，1917年初，列寧曾因沙俄當局壓迫而不得以“隱姓埋名”，這段時間裡，正是斯維爾德洛夫出面主持大局。可以說，他政治手段和魄力是毋庸置疑的。
在蘇維埃政權最初的一段時間裡，列寧、捷爾任斯基和斯維爾德洛夫並稱為“三巨頭”，縱使三人性格迥異，卻都是極具思想、手段和魄力的狠角色。
列寧的本事咱們無需贅述，作為契卡的締造者和掌門人，捷爾任斯基敢公然定性契卡為“自我組織的恐怖主義”；他敢於懲戒任何不公卻又謹慎地約束權力，對敵人毫無憐憫又寬容犯了錯的同志。同僚形容他“只需要麵包和水就能活下去”。斯維爾德洛夫又是另一種性格：他沉默寡言，很少高調地表達自己的主意，但做起事來卻又高效，決策果斷，從不手軟。“三巨頭”的光環亮得刺眼，相比之下，後來的托洛茨基、斯大林們顯得黯然無光。
蘇俄內戰期間，列寧發現了一個重大隱患，他頓時不淡定了。原來，當時的斯大林被派到察裡津地區，名義上是中央代表，實際上他手中的權力就跟催收糧食的工作人員差不多大。托洛茨基重用舊俄軍將領，他把這些人安插在斯大林身邊，牢牢地卡著對方。斯大林曾三番五次向列寧討要“全權”，無奈列寧最終往往把事情交給托洛茨基處理，結果斯大林身邊的那張網越收越緊。終於有一天，斯大林先斬後奏地撤換了托洛茨基的親信，將大權收入囊中。
此事在當時搞得相當熱鬧，列寧也因此意識到，慘烈的權鬥已經被埋下種子，無論如何都很難避免了。從那時開始，他就已經考慮找一個能夠鎮住局面的接班人。他曾問托洛茨基：“如果白衛軍把我們倆打死的話，布哈林和斯維爾德洛夫能擔當得起來嗎？”托洛茨基並沒有明確表態，不過，列寧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將“無限的權力”賦予給斯維爾德洛夫。列寧想依靠這些年輕而穩健的“新生代”，一舉為國家未來數十年的發展鋪平道路，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不出意外，歷史上可能就沒有咱們熟知的那位斯大林了。然而，歷史總喜歡開玩笑。
1919年3月，斯維爾德洛夫不慎患上流感。雖說那會兒的醫療條件跟現在沒法比，但感冒並不致命。然而，斯維爾德洛夫執意堅持工作，從哈爾科夫返回莫斯科的途中，途徑各大城市都要親自與當地領導會面。抵達莫斯科後，高燒39℃的他仍要堅持出席重要會議，最終導致病情突然加重。3月16日，年僅34歲的他重病不治身亡。
斯維爾德洛夫的意外病逝悄然改寫了蘇聯的命運，這也讓列寧對國家未來數十年的部署都泡了湯。事後，列寧也因此頗為痛心地說：“這是一個重大損失，我們以後要另外組織一個幾十人的機構才能完成他一個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