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有個規定：各郡縣監獄中的重罪囚徒都要戴上腳鐐手銬，脖頸上還要套上一面重枷。鴉片戰爭以後，吏治越來越敗壞，獄規也不那麼嚴格了。到後來，每一個重囚入獄，獄卒們都要來勒索賄賂，漸漸地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囚徒們只要交足了“例規費”，不管罪行如何嚴重，獄卒們就將其刑具卸在一邊，只在每逢州縣典史巡察監獄時，才讓他們戴上刑具裝裝門面；巡察官員們一走，就又卸掉了。這些情況州縣官員們也都知道，不過，只要大場面上過得去，誰也不來深究。

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廣東某縣縣令初到任所，欲查察獄中積弊。這一天，他身著便服，單身進入重囚之獄。當囚犯們發現他就是現任縣太爺時，高興地說：“你來得正好！”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地將他掀翻於地，綁得結結實實，然後向獄外宣佈道：“縣官要想出獄，必須將我們一百多人全部釋放。如果誰想用武力搶奪，我們就先掐死縣官。我們反正遲早是個死，與其束手待斃，不如與縣官死在一起。”幾個獄卒想探清情況，一不小心，也被拖入獄中，捆作一團。囚犯們將縣官與獄卒都推至最裡面的牆角，獄外給縣官送的飲食，也都由囚犯們傳遞而入；囚犯們的口糧若不及時送上，他們就先斷絕縣官的飲食。縣衙中的那些幕客役吏們都束手無策。

掌管監獄的典史官來到獄前，起初是委婉地勸諭，繼而是苦苦地哀求，最後竟聲淚俱下，只求囚犯們放出縣官。囚犯們根本就不予理睬。典史無奈，只得如實申報至郡中。郡守大驚，親自乘轎趕往該縣，站在獄門外勸撫道：“縣令自到任後，並沒有虐待你們，你們被捕入獄，都是前任縣令辦的案，如今若將現任縣令置之死地，你們的罪名就更加深重了，哪有僥倖活命的可能呢？不如趕快將縣令放出來，你們之間如果有冤枉的，本官一定為你們盡力平反，秉公而斷；即使是確實犯了重罪的，也一定設法轉圜，力求從輕處理。本官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決不會說空話欺騙你們。”囚犯們毫不客氣地說：“不必羅嗦，今天我們與縣官已經上了同一條船，坐牢則一同坐牢，出獄則一同出獄，死也死在一處。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郡守語塞，徘徊於獄外，也束手無策。

看看相持了十幾天，郡守擔心縣令萬一死於獄中，就會釀成重案，一大批各級官吏都會受到參處，只得暗中派人飛馳至省城，稟告了廣東巡撫，請巡撫調撥兩營士兵聽用。巡撫十分重視，即予批准。待一切佈置妥當後，郡守就答應了囚犯們的要求，準備將他們全部釋放。囚犯們又提出條件道：“必須讓縣官與我們同行至五十里外的某某山頭時，才能釋放他。”郡守也一口應允。獄門開啟後，一百多個囚犯歡呼而出，將縣官與獄卒裹脅於中間，直向某某山頭而去。郡守帶著少數吏卒緊緊地尾隨於後。到了某某山頭，囚犯們放了縣令等，便欲分道四散而逃。可是跑不多遠，便發現各條要路口都有全副武裝的官兵嚴陣以待。囚犯們連呼上當，叫苦不迭，都又退回了原處。郡守一聲令下，官兵們已從四面包抄而至。一百多個囚犯除少數幾個在反抗時被當場殺死外，其餘的都束手就擒。郡守檢點人數，只有三個囚犯乘著混亂逃脫了。

這些囚犯被帶回縣城後，無一例外地都受了一番重刑，當場死於棍棒之下的就有二十幾個；活著的則從重擬罪，全部被處以死刑。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光緒獄變”。

取材於 清·薛福成《庸庵筆記》卷四

【小議】

此一獄變的性質姑且不論，就囚徒與官方而言，均有教訓可記取。拿官方來說，吏治敗壞、獄規廢弛，當然是根本原因，而縣令輕蹈險地則成了獄變的導火線。當年郭子儀臨敵眾我寡之險境，以功蓋天下、威服四境之身，單騎入敵營，動之以利動之以利紇兵聯唐而共破吐蕃，故能成不世之奇勳。此縣令為除積弊單身入獄，用心固佳，然而他既無折服諸囚之威，又無開脫死囚之權，更未掌握諸囚之心理，不知己不知彼，畫虎類犬，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諸囚則身陷取其辱視縣令為奇貨，不為官方威脅利誘所動，決死而求活，連連得手，直至獄開囚出，幾獲全勝。然而百密一疏，由於過分相信官方會徹底讓步，終於身陷重圍，功虧一簣。假如當時虛虛實實，指東而奔西，則即使不能成功，也不致於敗得如此之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