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都是“視死如生”的，他們是相信死者仍然有意識的，將死亡看作換個地方繼續生存。按照自然科學的解釋，人一旦死了，那就是真的死了，活著的人為死了的人做的一切都不會被死人知道，生人所求的不過是一個心理安慰罷了，有人說厚葬只是求心理安慰，其實死人是不會知道的。但這種說法也不完全科學。生死是個大課題，自然科學也有解釋不了的現象，但是古代的喪葬文化可以說是古代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值得後人敬重的。

喪葬是舉行喪事，讓死者有歸宿，生者有悼念等相關事宜的儀式，數千年間，民間喪葬形式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形式，比如土葬、火葬、水葬，不同的形式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古人可以不惜財力地經營喪葬，甚至可以傾盡所有的寶藏，也就是我們在古裝劇中經常提到的“厚葬”。

早在殷商時期，生產力水平得到初期發展，貴族階級就已經會用豐厚的財富為死者或自己舉辦厚葬儀式，隨著陪葬物品越來越豐富，等到中國古代各項禮俗制度的集大成者——西周的到來，喪葬形式愈發完善，逐漸形成民族的喪葬文化心理，後世的喪葬觀基本沿於此。

春秋戰國時期，即便天下混亂，但各國的統治者、貴族階級仍然有心思為自己完善喪葬禮制，畢竟這象徵著他們生前地位的顯赫和死後的榮耀，所以厚葬之風，一直備受推崇。

等到秦始皇一統六國，建立大一統的秦朝後，秦始皇是首位完成華夏大一統的鐵腕政治人物，他還是古今中外第一個稱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死後也自然至高無上，他的皇陵表現出排山倒海、氣吞山河的氣勢，雄偉的佈局，高大的牆垣，華麗的寢殿，堅固的墳丘，豐富的陪葬，成為後來王者陵墓的樣板。

不僅是當朝皇帝，由上而下，雖然不能像皇帝那般有最高規格的厚葬，但他們也可以憑藉手中的財富儘可能為自己或親屬舉辦厚葬儀式，不僅是向死者表達感情，同樣也可以用來炫耀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因此厚葬文化得以傳承。

在整個上層社會盛行厚葬之風的時候，中下層普通老百姓迫於社會壓力，維護人情面子，即便財力不允許，他們也要盡其所能地舉辦一個奢侈體面的葬禮。有些朝代的皇帝知道，其實厚葬之風愈演愈烈沒有好處，容易形成攀比之風，也容易太奢侈而損傷皇室的福報，更重要的是勞民傷財對百姓沒啥好處，所以有些開明的帝后不願意為自己死後舉辦厚葬規格的喪葬，他們往往會在過世前表明自己儉葬的心意，比如漢文帝生前節儉，死後再三要求實行“簡葬”，不要勞煩百姓。

但那終究是少數，歷朝歷代的皇室貴族大多都願意生前身後都享受厚待，到了宋朝，皇室成員的基本要求都是厚葬，其中為每人修建陵墓是最為重要的環節。宋英宗說過“毋過華飾”，但宋仁宗仍然將自己的陵墓修繕地華麗至極，呼叫了四萬六千七百人的勞役，並花費了“內藏錢百五十萬貫、細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山陵及賞責。”或許這已經算是剋制了，可以想象帝王規格的厚葬會是如何地奢侈尊貴。

上行下效，統治者推崇厚葬之風，皇子公主、兄弟嬪妃等地喪葬自然不會差，就連宋仁宗的幼子豫王過世，“中春卜地，盛夏起墳，鑿土穿山”，役人“數十萬工”，所費之財達五十萬緒左右，甚至出現了“三司力屈，百計收斂”的嚴重局面，宋仁宗的張貴妃故去，也是“役萬兵之眾，費百萬之財”。統治者能夠決定為他們舉辦什麼規格的葬禮，既然統治者個人推崇厚葬，那還有誰能攔得住呢？

修建陵墓是一筆大的開銷，皇室成員安葬後，他們的陵墓不能太過冷清悽慘，每年都需要維護與祭祀，這又是每年必不可少的一筆支出，宋哲宗曾下詔“京西提刑司歲給錢物二十萬絡以奉陵寢”，由此可見，皇宮的繁文縟節最終都會成為壓垮國家的一根稻草。由皇宮掀起的影響會席捲整個國家，家庭籌辦的奢侈喪葬遍佈於廣泛的社會階層，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還在不斷為之注入新的內容。

比如宋朝盛行陰陽風水地理說：“今之葬書，乃相山水岡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系焉。”他們會在找墓地上花費大量的金錢和心血，只為尋得一處風水寶地。關於棺木的選擇同樣至關重要，平江太守王季德死，其家以錢五十萬購棺入殮，為官者冒著違反朝廷規定的的喪葬等級制度的風險，只為讓家人或自己死後也能享受最好的待遇。至於墓中的陪葬品，世人都極盡所能尋些珍貴之物，由此形成奢侈消費的風氣，好在宋朝統治者曾下令禁止所有人不能給家人的陵墓修建得太過華麗，不得雕鏤彩畫、施方墉檻，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等。

往往那些厚葬之人的墓地都不得安生，因為他們的墓室中藏了太多的寶物，後世盜墓賊專挑這些下手，將其挖掘得千瘡百孔，讓死者不得安息，這其實違背了喪葬最初的目的，一切以死者為重，使死者長眠地下，得以清淨。

所以厚葬之風並不值得提倡，後世皇帝多有矯正這一風氣，但收效甚微，不過也正是因為古代推崇厚葬，現代考古學家才能透過墓葬瞭解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