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趙璘在《因話錄》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裴先得洎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某必不可。’”

這兒的“裴先得洎”就是唐朝大臣裴垍。“在中書”，哇，那可了不得，進入中書省這一核心機構、決策機構，也就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了！於是，有個老朋友從大老遠的地方趕到京城來拜訪他了。這個老朋友官兒做得也不算小，不過，與裴垍這個當朝宰相相比，自然就不值一提了。可是，裴垍並不因地位的懸殊而流露出一絲半點的輕蔑之心，不但“給恤優厚”，給以豐厚的物質待遇，而且“從容款洽”，即盛情款待，經常與他飲酒敘舊，相處得十分融洽。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還給老朋友以充分的自由——老朋友在裴府，可以“無所不為”，可想而知，如呼婢使僕呀，如縱情玩樂呀，如猛吃猛喝呀，均不受任何限制，都能夠隨心所欲，簡直比在自己家裡還更自由、更自在。

裴垍（？－811年）

眼見得裴垍如此重視感情，如此珍惜友誼，老朋友心裡自然美滋滋的，乘機請求裴垍稍微使用一下手中的權勢，將自己調來京城長安，弄一個“京府判司”的官兒噹噹。萬萬沒有料到，這次卻碰了個大釘子，被一口回絕：你確實有才能，有政績，然而這個職位卻不適合你。我裴垍可不敢因為老朋友的私交而破壞國家的法度啊。老朋友顯然沒有死心，大概還擺出了許許多多具體困難：比如遠在外地，父母年邁，家中照顧不到呀；比如妻子多病，水土不服，致使自己不能安心工作呀；比如地處荒僻，子女找不到好老師、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呀；等等等等。總之，確確實實很困難，太需要老朋友照顧照顧了。裴垍的回答則更加乾脆：他年如果碰上一個瞎眼宰相，或許會同情你，給你這個職位；只要我裴垍還留在宰相的位置上，卻是“必不可”！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一下子就將後門徹底堵死了。

裴垍是山西聞喜人。他生於哪一年，已無從查考，只知道他入閣拜相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九月，兩年後即因中風而去職，並於元和六年（811年）病逝。史書上還說他“年少柄用”；“雖年少，驟居相位”。可見他很年輕，估計只活了三十歲左右。然而，他的政績卻不容忽視：他整飭吏治，抑制宦官干擾政事；他改革兩稅法，廢除苛捐雜稅，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尤其使作為賦稅主要來源的江淮之民得以休養生息；他鼓勵諫官言事，所提拔的白居易、元稹等人，均以暢所欲言、敢於抨擊時政而知名；他推薦的李絳、崔群、裴度等人，後來都成為一代名相。

裴垍能取得如此政績，除了唐憲宗李純的信任外，其自身原因不外乎兩條：一，他才華橫溢，尤其是一位慧眼識英才的“伯樂”；二，他大公無私，絕不憑藉權勢以謀私利。裴垍二十歲時就考中了進士，唐德宗貞元年間，朝廷推舉“賢良極諫”，他又因“對策第一”（《舊唐書·裴垍傳》）而授職美原縣尉。元和初年，他被召入京中擔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等職。後來，新宰相李吉甫因剛剛進京，不熟悉情況，請求裴垍推薦“才傑”。裴垍提起筆來就書寫了三十幾個姓名，並被李吉甫於“數月之內，選用略盡”。於是，普天之下都稱讚李吉甫會識人、能用人。當時人們並不知道，真正精於鑑人的，不是李吉甫，而是裴垍。

裴垍鐵面無私，以“守正不受請託，考核皆務才實”而名聞天下。不但長安城裡那些勳臣貴戚們見了他，都不敢託以私事，就連憲宗皇帝李純也忌他三分。李純還在東宮當太子時，宦官吐突承璀就開始服侍他；李純做了皇帝，吐突承璀最受寵幸。可是，當吐突承璀乘著與皇帝閒談之際有所“關說”時，皇帝竟然因為“憚垍”而“誡使勿言”。說白了，就是連皇帝老兒也因害怕裴垍，告誡吐突承璀：別再說了，那裴宰相一定不會賣這個情面的；他一身正氣，連我這個當皇帝的也無可奈何呢！

可惜，裴垍只當了兩年宰相；可惜，裴垍只活了三十歲左右。倘若天假以年，他必能為國家、為百姓作出更大的貢獻；倘若天假以年，後人在歌頌“包青天”、“海青天”時，或許還會多出一個毫不遜色的“裴青天”。儘管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中，“青天大老爺”是那麼地不合時宜；然而，在我們這個尤重“國粹”的泱泱大國，在芸芸眾生尚未根本上從“臣民意識”蛻變成“公民意識”之前，在物慾橫流、腐敗無孔不入之際，“青天大老爺”畢竟比“瞎眼宰相”、比貪官汙吏要受人們歡迎些吧？

後來，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將趙璘記載的這段故事收入了《資治通鑑》，顯然是想給當時或以後的皇帝及執政大臣們一些借鑑；或許，那年輕的裴垍宰相，也可以為我們今天提供一點啟發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