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10月14日，歐洲梟雄拿破崙在耶拿戰役中，輕鬆殲滅了普魯士主力，法蘭西騎兵狂飆突進，在短短十天內就兵臨柏林城下，隨即這個曾經屢勝法奧俄、歐洲頭部軍事強國的首都淪陷。
1806年10月27日，拿破崙白馬戎裝，自勃蘭登堡門進入柏林，將普魯士人的軍事榮耀踏入馬蹄下。
接著，普魯士人便籤下了喪權辱國的《提爾西特和約》：割讓一半的國土給法國，並賠償1。2億法郎。
拿破崙時代，是法國威壓歐洲大陸，一超無霸的黃金歲月；就在耶拿戰役的前一年，拿破崙還在三皇會戰中，一舉打垮了俄奧聯軍，讓一籮筐中歐小國瑟瑟發抖，俯首稱臣。
法國依靠著1789大革命後變身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超級動員力和工業實力，降維打擊一眾君主專制國（沙俄/普魯士/奧地利），在19世紀初期，成了歐洲靚的仔。
然而，64年後的1870年，資本主義法國再次宣戰君主專制國普魯士，結局卻發生了逆轉：本以為會摧枯拉朽擊敗普魯士，重現耶拿輝煌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在開戰不到2個月後，就被普魯士俘虜；這次輪到普魯士軍隊長驅直入，攻破巴黎。
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皇帝，用法國人的‘故宮’，為德國統一和成為歐洲霸主畫上最美的註腳。
那麼，何以區區60多年，法德就攻守易勢，歐洲就換了人間呢？
當然是法國和德國之間綜合實力，特別是工業實力發生了攻守易勢：
1806年，法國GDP佔歐洲總值的比例高達21%，而德國只有6%；而到了1870年，法國GDP佔歐洲總值的比例降低到了13%，德國則上升至16%。
1806年，法國擁有數量龐大的資產階級＆企業家群體，德國幾乎沒有；而到了1870年，德國企業家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超過了法國。
1806年，法國煤、鋼產量吊打德國，拿破崙的大炮戰術無人能擋；而到了1870年，法國工業實力已經遠不如德國，煤炭產量只有德國的41%，鋼產量只有德國55%，德國克虜伯大炮的猛烈火力，讓法國士兵屍橫遍野。
……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整個19世紀前半段，是歐洲大陸國家紛紛效仿英國，進入第一次工業化和政體由封建君主國轉入資本主義現代國家時期。
這時候，法德之間的戰爭，已經由過去單純依靠軍事將領素養和士兵素質，變成了國家工業實力的整體戰。那麼，1870年的普法戰爭，德國戰勝法國，一雪1806年的耶拿前恥，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問題是，為何經歷1789大革命洗禮，政體為資產階級共和國或君主立憲的法國，在19世紀的工業化中，竟然被落後的、君主專制的德國反超了？為何傳統歐洲霸權的法蘭西，被一個當時都不看好的德意志聯邦擊敗後，再也沒有翻過身來？
下邊，第十經濟觀察室就從19世紀法蘭西和德意志的工業化歷史中，為大家綱舉目張，尋找答案。
PS：1。普魯士為德國統一前最重要的主體國，為了便於大家理解，不產生混淆，本文沒有特殊說明下所說的德國，都是指以普魯士為主體，德意志境內所有邦國的聯合體。2。拿破崙三世為拿破崙的侄子。
小農法國和小微工業化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紀上半段，德法等歐洲諸國，都開始師從英國，奮起直追，開啟第一次工業化浪潮，這時候問題來了：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從哪兒來？
縱觀全球各國，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來源無非就兩條：對外掠奪，對內剝削。
更直白一點：對外擴張，掠奪殖民地；對內從農業、農民身上剝削大量剩餘價值。
而19世紀上半段的德法兩國，對外掠奪的能力都十分有限：對於德國的主導國-普魯士來說，合併南部各分散小邦，形成統一的德意志，更為迫切；對於法國來說，由於在一系列和英國爭奪殖民地戰爭中落敗，她喪失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無法像英國一樣，靠著廣袤的殖民地市場，就能獲得足額的工業化資本。
那麼，德法兩國都只剩下一個路：對封建農村進行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化改革，從本國農業、農民身上剝削大量剩餘價值。
但德法兩國當時的統治者，並沒有開啟天眼，擁有和我們一樣的歷史視角，他們基於各自面臨的歷史現實和文化屬性，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先說法國：
在經歷啟蒙思想和1789大革命的激盪系列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與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深入人心，並以《人權宣言》的法律形式，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而在1793-1794年雅各賓派專政時期，為了清算保守派貴族和應付全歐洲君主國的圍攻，雅各賓派積極團結農民：1793年，大革命政府頒佈法令：逃亡封建貴族的土地一律沒收，無償分配或低價賣給農民；封建貴族在近200年內侵吞的農村公社土地全部歸還農民；還無條件廢除了一切封建義務。
PS：所謂封建義務，是指歐洲農民要為貴族們承擔以下義務：無償為封建貴族的自營土地勞動或者繳納地租替代；很多農民人身依附於貴族，其婚姻、財產繼承、糾紛判罰的決定權屬於貴族；農民為貴族承擔其他義務，如獵取獸皮、打造武器、修建城堡等等。
雅各賓派的土地法令，讓百萬級農民脫離對封建貴族的人身依附，成為自由民，還擁有了足夠溫飽的小塊土地，成為農村的小資產階級。
為了回報雅各賓派政府，也為了保護自己分到的土地，法國農民熱情高漲，踴躍參軍，以維護勝利果實的鋼鐵意志，連續擊潰了數次全歐洲的君主國圍攻，更造就了拿破崙時代的絕世輝煌。
但法國的農地改革也到此為止了，法國透過雅各賓派土地法令成為了一個小農國家，但由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自由主義”深入人心，以及此後法國王朝多次復辟和政權更迭，法國政府既無能力，也無意願，更無前瞻性去搞類似“農村合作社”的集約化生產：透過建設農業基礎設施、使用機器、研發種子與肥料等措施，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為工業化提供廉價的糧食和工業原料（纖維棉花/糖料甘蔗/油料花生等）；同時輸送大量脫產的農民（農業效率提升，農村就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到城市充當工人。
劍橋歐洲經濟史曾評述說：在19世紀，法國農村向城市的人員流動＆物質供應，遠未達到法國工業化正常的需求，不得不依靠殖民地和外國移民去部分替代。
更為重要的是，法國小農不但食物上實現了自給自足，還興辦家庭作坊或小微企業，實現了紡織品、鐵器、糖等產品的自給自足，且行有餘力，與城市企業爭奪市場。
這就導致法國的第一次工業化，以小微企業為絕對主力；城市企業得不到農村的剩餘價值：農村市場、農村廉價糧食、農村廉價勞動力，發展不起來；農村企業樂於以家庭為規模自給自足。
截止到1866年，法國企業平均員工數量不超過2個。
就這樣，小農經濟和小微工業組成的社會組織進而引發了小規模、不經濟、高成本的生產方式支撐起了整個國家的工業化基礎，法國原始資本的積累速度被極大的被阻滯了。
19世紀法國農村
再說德國：
德意志則在法國農業改革的10年後，對封建農村進行了更有利於工業化的改革，這倒不是說德國統治階級比法國精英更具前瞻性，而是囿於歷史現實的無奈選擇。
一方面，在耶拿戰役中，賠掉一半國土的普魯士開明派開始醒悟：普魯士的封建農村生產方式已經不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了，必須進行符合資本主義的自我革命。
另一方面，普魯士強大的容克土地貴族是國王的鑑定支持者，國王沒有膽量像法國雅各賓派一樣，把貴族土地沒收，然後免費或低價分配給農民。
於是，德國封建農村的改革，採用的是贖買制，具體辦法是：農民將自己世襲份地的一大部分轉讓給容克貴族，來解除對貴族的人身依附和封建義務；剩下的份地，則歸自己所有。
農民也可以支付相當於20-30年地租的方式，來免除封建義務，成為自由民。
所謂世襲份地，是指土地的所有權歸容克貴族，但農民世襲耕種，以支付地租或為容克貴族服勞役的方式回報，容克貴族不允許隨意收回份地。
由於普魯士設定的贖買條件過於苛刻，且政策時有反覆，比如有一段時間，只允許富農有資格贖買。這就導致大量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贖買完封建義務後，即破產，成為無產階級；相當數量的中富農，也在經歷幾次農業危機後，同樣成為了無產階級。
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普魯士以近乎殘酷的方式，完成了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地產所有制。
成為超級大地主的容克貴族們，則積極搞農業基礎設施和機器普及，以求農業商品在競爭中有更大的市場，更高的利潤，這在無形中提高了農業效率；超級容克地主更把賺來的鉅額利潤，部分投資於工業，成為德國工業化早期最大的資金來源；而大量破產的農民湧入城市，尋找就業，又為德國城市工業化提供過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正如前面所講，由於德國工業化可以從本國農村和破產農民身上，獲得血淋淋的鉅額剩餘價值，法國則不行；導致德國第一次工業化的原始資金積累速度遠高於法國，其利用大資本、大生產提升整個社會效率的步伐也甩了法國不止一條街。
1850年代德國工廠
無為法國和高利貸帝國
如果說，法國囿於歷史現實導致的農業組織落後是其工業化被德國反超的客觀條件，那麼19世紀，法國頻繁更迭的政權和對工業化的放任自流，則是其工業化被德國反超的主觀選擇結果。
法國在大革命和拿破崙一世執政後，彷彿用光了好運氣，出道即巔峰，然後就是無力的滑落。
接棒拿破崙一世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1815-1848），是法國大革命中被推翻“老波旁王朝”地復辟，但由於法國強大的資產階級羽翼已豐，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走的都是君主立憲路線，先後執政的路易十八及其近支親戚路易·菲利普缺乏高遠的目光，他們倆熱衷於在資產階級和保守貴族之間充當調停人，保住權位和財富，其他一無所好。
對於效法英國的工業化，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政府根本不在乎，更不關心經濟發展和工業化對政府有什麼要求。
而執行工業化的法國資產階級，深信“自由主義”可以實現“無為而無不為”的神奇效果，同時，他們更擔心政府規劃工業，會侵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利益”，於是也強烈反對政府幹預經濟；。
德國政府則在干預經濟方面，態度積極；在德國大學和上層智庫中，“政府幹預經濟”被當作一種社會科學進行系統的理論總結和指導實踐。
德國政府出臺了大量的政策，鼓勵德國企業家將投資熱情從商業、貿易轉移到實體工業；德國政府還指導建立了繁多的社會組織：如普魯士工業技術促進會、符騰堡工業和貿易中央辦公室等，將英國的新技術、新知識加速擴散到德國企業家手中。
當鐵路被認為是一種，可以將德意志所有邦國市場一體化的政治目標，和消減所有工業生產＆商業流通成本的經濟目標，合二為一的有效工具時，更激發了德國政府幹預經濟的熱情。
1834年，德意志關稅聯盟成立時，德國幾乎沒有一公里鐵路，而法國卻有131公里。
可16年後的1850年，全德境內的鐵路里程飆升至5875公里，是法國（2500公里）的兩倍多。
法國在這16年都幹了些啥呀？答曰：在扯皮。
一場有關是否需要國家主導鐵路建設和土地強制徵用法律的討論，從1833年，一直討論到1842年，才被基本確定。
更要命的是，法國波旁和七月王朝政府在發展經濟、規劃工業上的無為和漫不經心，導致法國企業家不喜歡投資長週期、高風險的工業，更熱愛‘穩妥且利潤不菲’的商業和進出口貿易，尤喜歡金融銀行業，拿著大量寶貴的工業化資金去搞高利貸，甚至到奧地利、沙俄、瑞典等外國去搞，成為19世紀後期“法國高利貸帝國主義”的萌芽。
上述情況，還形成一個惡果，那就是法國長期在工業上的投資不足，淨投資率長期低於所有西歐國家。
強調一下，是低於所有西歐和中歐國家！
《劍橋歐洲經濟史》感慨道：法國整個19世紀的工業投資水平，簡直低於一個正常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
一個歐洲工業投資水平墊底，一個歐洲投資水平最高，法國被德國反超，可謂種瓜得瓜。
精英法國和特權教育
法國工業化被德國反超的第三個原因，是面對貧富懸殊和階級矛盾激化的社會危機時，選擇性忽視“普惠教育對疏通階級躍遷通道，撫平社會裂痕”的根本性作用。
這裡所說的社會危機，主要指1848年歐洲革命。
1848年歐洲革命的導火索是：1846-1848年，歐洲連續數年農業歉收釀成的經濟危機。
但1848年歐洲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工業化之下，大批農民破產，成千上萬的手工業者被現代工廠擊敗，淪為無業遊民；而城市工人被殘酷壓榨，沒有任何保障；這些情況，在工業化社會，階級急劇貧富分化的大背景下，讓歐洲大眾燃起了革命的怒火。
1848年歐洲革命：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更多政治權利，工人和中下層市民則要求社會保障，以及階級躍遷的通道。
對此，德法又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法國在1848年歐洲革命後，七月王朝倒臺，拿破崙的侄子-拿破崙三世（路易。波拿巴）最終竊取革命果實，並加冕為法國皇帝。
拿破崙三世面對1848年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上馬大量公共工程，如狂建鐵路，以僱傭失業的工人；全民普選總統，後來是全面普選皇帝，給中小資產階級更多政治權；瘋狂對外擴張，想要把國內階級矛盾和工業化的剝奪物件轉移到殖民地去，拿破崙三世執政期間，連續發動了對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對越南的殖民戰爭。
實事求是的講，拿破崙三世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第一個有意識的規劃工業，將經濟發展擺在政府工作第一位的高盧精英，也是統治階級中，唯一想要乾點實事的。
拿破崙三世企圖依靠做大蛋糕（對外殖民擴張和大規模基建），給底層增加一小塊蛋糕的方式，維護社會穩定，避免再次革命。
但社會穩定的根本，是保持相對流暢的階級躍遷通道以及給予底層起碼的社會保障。在不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保持階級躍遷通道流暢的最好辦法是普惠教育，在這方面，幾乎所有的法國統治精英都不願意觸及，拿破崙三世也不例外。
對於法國來說，教育是精英們的特權；大革命前，啟蒙思想說法國人要自由、平等、博愛；但在大革命後，執政的資產階級只要自由，不想要平等和博愛。
在整個19世紀，法國教育幾乎都是付費的，且費用昂貴；這導致法國人直到1881年，5-14歲兒童入學率只有77%，還沒趕上1835年普魯士的水平（80%以上）。
對於德國來說，教育是國家的責任，甚至是政府存在的道德基礎，德意志聯邦的主體國-普魯士很早就實現了全民初等教育的免費義務制，這一點領先歐洲，吊打全球。
同時，經歷1848年社會革命的衝擊，包括普魯士在內的各個德國邦國政府，都加速了推動繼續教育、中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的步伐。
繼續教育，讓手工業者接受現代工廠製造的培訓，在工人提高技能素養，提升他們在市場中的競爭力，消減失業的風險。
中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則讓大眾的子女接受更高水準，更實用的教育，讓他們有機會躍升中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
當然了，發展這些教育門類，也有德國工業發展迅速，對技術工人需求增多的考慮。但放到1848年歐洲革命的背景下，加速推廣這些教育門類，讓德國一石二鳥，獲益頗豐。
截止到1850年，普魯士已經形成了相對普惠的中等教育/技術教育。而法國呢？19世紀的倒數第二年-1898年，中等教育普及率還不到3%；至於技術教育，每年接受的人數，數百人而已。
搞笑的是：法國甚至連語言普及都沒做好，拿破崙三世時期，法國人說法語的比例，相對於1789大革命時期，還降低了。
法國和德國對待教育普惠迥然不同的態度，讓1860年的德國工業體系中，無論是企業家，還是高階技工，有理論素養者已經基本取代了只有純粹技能的經驗者。
這導致德國教育普惠不但撫平了社會裂痕，提升了德意志的國家凝聚力，還為德國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夯實了基礎，要知道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一次工業革命明顯的不同在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純技能經驗的累積，而第二次工業革命，是理論教育和技能實踐充分結合的結果。
透過前文三個大方面的論述，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截止到1870年，德國不論是工業實力，還是國民素質、戰爭動員能力都已經超過法國了。
但當時的法國統治精英並不這麼認為，非但法國這麼認為，就連英俄奧等歐洲大國都不這麼認為。
1870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和統治精英還抱著類似“21世紀初印度看待中國的態度”：法國再不努力，德國就要超過法國了（印度在不努力，上海就要超過孟買了）。
所以，1870年的拿破崙三世和統治精英，想要靠戰爭打斷德國崛起的步伐，在德國超過法國前，抹除隱患。
沒想到戰爭開打後，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德國超強的戰爭動員能力和威力更猛的火炮，很快就把戰火推到了巴黎城下。
1871年，5月10日，德法簽署《法蘭克福和約》：法國賠償德國50億法郎，並割讓重要的煤鐵工業區-阿爾薩斯＆洛林。
與65年前相比，同樣的賠款割地，但德法調換了角色，歐洲換了話事人。法國被賠款割地弄得傷痕累累，數十年不能恢復元氣；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在德國發生，更讓法國失去了臥薪嚐膽，重新反超的機會。
工業不計，教育不普，攻守之勢異也！
拿破崙三世被俘，和德國宰相俾斯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