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清王朝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先列，已經成為任何帝國主義都可以來咬一口的局面。清朝末年，為了興國，更為了自救，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新政等等，但是最終都沒有成功。

其實任何新事物的出現，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因為舊事物不會馬上退出，新事物也不可能立刻佔領陣地。

新舊事物的互相摩擦和碰撞，才能推動歷史的程序，因此我們不得不說雖然清王朝的一些改革看似失敗，其實也是助推了新文明的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改變，雖然帝制崩塌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新社會誕生了。

今天，筆者主要從清末的經濟變化、思想觀念變化和政治結構變化，來看看是如何推動進步的！

近代社會經濟變化

從戰國以後，土地私有化成為歷代中央政府大力倡導的經濟政策。土地私有化意味著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有了保證。

國家很多由富變貧、由貧變富的現象廣泛存在，

這種財富的不定期流動，換來了古代中國社會經濟層面的相對穩定。

王朝在不斷地更迭，但以土地私有化為基礎形成的小農經濟得以長期延續。

近代西方列強入侵後，大量外國商品湧入中國市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逐漸瓦解掉。再者清朝在建立後，人口增加了六倍多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有限的土地根本無法養活這麼多要吃飯生存的人口。人口巨大的壓力，直接引發了移民問題，人口的流動直接打破了小農經濟給傳統社會帶來的長久穩定。

很多移民轉變成商人，有的甚至成為華僑商人，在自己的領域推動了中國工商業的發展。

經歷了多年的中西方貿易的發展後，清政府逐漸意識到商業發展對政府擴大財源的重要意義，於是做出了關於商業的幾個措施：

1、清政府第一次在中央設立了管理商務活動的機構——商部；

2、各種鼓勵經商的章程和法律也陸續頒佈。

鼓勵實業和獎勵軍功一樣能夠授予爵位，甚至比軍功授的爵位還高。

其中就有一項規定：辦理一千萬元以上實業的，賞給男爵；兩千萬以上的，賞給子爵。

儘管如此，工商業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重農抑商政策的長久實施，雖無力阻撓小農經濟的解體，但抑制和輕視商人的慣性很難迅速消除。比如，華僑商人陳啟沅將機器繅絲技術引入廣東後，卻遭到傳統繅絲業主的妒忌，地方官府甚至把他看作異端。即使陳啟沅以開辦米店、藥店來繁榮地方經濟，以辦學校、修水利，對鄉民施米贈藥來爭取鄉人的支援，也無法取得傳統勢力的支援。後來，他的繅絲廠被迫停辦，陳啟沅只好將工廠遷到澳門。

此外，即使是像胡雪巖這樣的大商人，雖然富可敵國，但依然需要藉助官府的力量保護和壯大自己的商業活動。

直到19世紀末開始，各類工商業企業在各地迅速成長起來，從1912年到1919年，不到十年時間，新建各類企業470多家，新增資本達1。3億元，速度和規模都是空前的，超過過去半個世紀的成就。

隨著時間的推移，工商業等新事物的勢不可擋也越來越明顯，清王朝的舉措雖然實施起來很難，但是也在新舊磨合之中，逐漸瓦解了舊事物。

思想觀念變化

儒學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它能夠不斷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一個是用大一統思想維護了統治者的權威和中央高於地方的格局；另一個是“三綱五常”倫理觀念，告訴被統治者能夠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

兩次鴉片戰爭後，一場以自強和求富為旗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洋務運動登上歷史舞臺，那麼就會出現儒學和科技誰更重要的問題！

馮桂芬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

就是以中國儒學思想為根本，以西方科技知識為手段。

這一辦法出臺，體現了洋務派為學習西方科技減少保守勢力阻撓的政治智慧，如果沒有中體作為前提，西用將沒有依託，在中國根本進不了門，落不了戶。

但是經歷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後，一些反對儒學的人，認為只有打倒孔家店，才可能真正學到西方強大的成功經驗，才能救亡圖存，儒學的地位和權威開始受到巨大挑戰。儒家強調尊卑貴賤的觀念，與西方自由平等觀念相互矛盾，極大地阻礙了近代中國人思想的解放和社會的進步。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在康有為的支援下，陳煥章等人就發起成立了孔教會，積極倡導“昌明孔教，救濟社會”，還創辦相關的雜誌進行宣傳，他甚至還親自到東南亞以及歐美各國宣講孔教。反對孔子和擁護孔子兩派勢力的鬥爭很難輕易分出勝負，但是

隨著新文化運動開始，各種以救亡圖存為宗旨的思潮紛紛登上舞臺，衝破了儒家學說長期一統天下的局面，也推動了當時知識階層的思想解放和覺醒。

政治結構變化

古代中國的政治結構，就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對這一體制影響最大的，就是科舉制度的創立，科舉考試給普通民眾提供了參與治理國家的機會，對所有希望出人頭地創造了公平性。

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因為出身卑微，而造成前途未來近乎渺茫，然後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的可能，這就有效地緩和了社會矛盾。

雖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科舉考試的權威性，但隨著一批專攻軍事和工藝的新學堂建立及派遣留學生的開始，新式人才出現了，這些新人依然需要社會的認可，但舊體制內卻沒有他們的位置，因此出現了，不斷要求廢除科舉制。

1901年清政府才不得不正式下詔，準備在第二年廢除八股內容，但科舉考試依舊沒有被廢除。直到1905年，在袁世凱、張之洞等朝廷大員們的呼籲下，科舉考試才被正式停止。這一過程持續的時間很長，充分說明科舉制的廢除，既有強大的推動力，又有頑強的阻力，也是在新舊摩擦之中推到歷史程序的。

科舉制度被廢除以後，整個社會對科舉頭銜的追捧卻從來沒有減弱，反而得以延續。比如，作為曾經在英國留過學的水師學堂總辦嚴復，在指導學生如何指揮海軍作戰的同時，仍不忘繼續參加科舉考試，然而斷斷續續考了四次都失敗了。即使到了民國時期，上層社會對舊時代的科舉功名和有科舉功名的人，仍然表現出罕見的仰慕。就如有“上海皇帝”之稱的幫會人物杜月笙，在他家族祠堂落成的儀式上，卻把清朝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邀請到現場以示炫耀。

從君主制到共和制，新制度的建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民國建立後曾經出現兩次復辟帝制運動：一次是袁世凱要當中華帝國的皇帝，一次是溥儀再次登上皇帝的寶座。這兩次帝制運動的失敗，足以說明民主共和的觀念，已經得到一部分掌握權勢的人的認同，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對民主共和制持有質疑和否定的態度，依然對長期以來形成的封建臣民身份保持一種認同和懷念。

北洋政府時期的大總統、國務總理如同走馬燈一般頻繁換人，但政府大體上的政治架構是民主共和為主體，並未出現帝制復辟，這說明近代以來政治結構的變遷遠遠超越了君主專制的舊框架，新的政治結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

廢除科舉制和推翻君主制都不是簡單的制度的更迭，舊制度不會馬上解體，新制度也不可能立刻顯示出它的新價值，新舊之間的更迭必然要經歷曲折和反覆，反覆博弈，才能最終推動政治結構的順勢而為！

結語

雖然清末的一些改革，並沒有成功，但是催生出了新的力量和新的結構變化。

新事物必將取代舊事物，這是潮流，在博弈之中，新的事物不斷進行修正和改進，最終推動歷史的快速進步，不可不說這是清王朝的貢獻！

歷史程序很多時候並不完全是按照人的意志向前發展的，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況，在近代社會變遷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人在歷史發展的程序中，有時候是主宰者，駕馭著歷史發展的方向，但有些時候，又是臣服者，因為在自然和社會的演變中，仍舊有很多人無法駕馭和控制的因素。

因此，每次看似失敗的改革，也許就是下一次成功的關鍵，我們要辯證、一分為二的看待這些事件！

參考資料：

1、《清史稿》

2、《歷史推著北洋走》

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