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馬克思對資本深惡痛絕，認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他也不可否認一個事實：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歷史很短，但創造的財富超越了以往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所創造財富的總和。而且最讓人驚歎的是：人類歷史之大變革的工業革命，正是發生在了資本主義社會，可以說，正是因為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才為工業革命的發展掃清了障礙。
眾所周知，我國在歷經了2000多年的漫長封建社會之後，沒有如期迎來資本主義社會，反而被已進入帝國主義時期的西方列強放倒在地上胖揍，這讓華夏兒女捶胸頓足不已。
實際在明朝末期，江浙一帶就出現了具備資本主義萌芽特色的手工作坊，如蘇州、杭州的絲織業，廣東佛山的冶鐵、鍛造業。只是很可惜，資本主義萌芽還在萌發階段，中華大地便一頭扎進了改朝換代的大動亂中，隨後成為華夏主人的清朝執行奴化教育，並將君主專制推向頂峰，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最終“胎死腹中”，著實讓人扼腕嘆息。
那麼，明朝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清朝該不該背鍋呢？在下結論之前不妨先來看這兩個事實。
一、清朝入主中原，曾花了大力氣向中原文化靠攏
雖然滿清是遊牧民族出身，文化較中原落後是不爭的事實，但不可否認的是，滿清也是最愛學習的一個民族。自清朝入關將李自成趕出北京城，正式入主北京城之時，滿清就在文化方面“繳械投降”，並積極向著漢文明靠攏。順治元年四月三十日，年方七歲的順治皇帝在攝政王多爾袞的帶領下，先在行殿換上皇帝禮服，然後由百官做先導，從永定門經正陽門、大明門、承運門進入皇宮武英殿，正式舉行登基大典。
這是大清王朝自建立以來，第一次舉行的如是規格的登基大典，而且往後此型別的登基大典又重複了幾十次。值得一提的是，此登基大典是由原崇禎朝禮部官員仿照明代皇帝登基禮而制定的。至尊無比的皇帝登基之禮能做到“不恥下問”，其他方面還有什麼可猶豫的呢？因此不論是覬覦皇位已久的多爾袞，還是少年天子順治帝，都曾努力學習中原文化，並花大力氣積極向中原文化靠攏。如多爾袞在進京第六天，就下了命令：“在京內閣、六部、督察院等衙門，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順治帝在親政後，統一滿漢文武官員年薪，依照漢族禮節接見達賴五世，仿照明制，在內務府外設立十三衙門。
後續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充分認清了漢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天下一家對政權穩固性的作用，更是紛紛向漢文化靠攏。如康熙皇帝就針對滿清貴族要求的將中原改造成牧場這一倒退意味濃厚的提議堅決叫停，並下令永不得圈地，而雍正、乾隆皇帝更是大力推行“滿漢一家”政策，促進了滿清對中原文明的積極吸收以及中國多民族的大融合。
由以上事實可知：雖然滿清作為遊牧民族，本體文化落後，但由於它積極學習中原先進文明，花了大力氣向中原文明靠攏，因此它是高度漢化的少數民族。即便出身優異、服裝髮式不同，但在繼承中原文明衣缽並進行傳承方面，清朝跟明朝可謂是一致的。
二、中原文化本身難入“資本主義社會”門檻
有人可能會對上文提到的“滿清繼承中原文明衣缽並進行傳承”這一結論嗤之以鼻，因為滿清奉行的奴化教育實在與明朝大臣敢與皇帝據理力爭的場景差距甚遠，但不得不說，奴化教育雖然貌似是清朝的“走偏”，但其本質卻是中原文化的精髓體現，而中原文化的這種精髓，恰恰是阻礙國家步入“資本主義社會”門檻的“攔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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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專制制度的阻礙作用。
中原文化何時產生？個人偏向於認為是先秦時期，自此之後，個人認為中原文化再沒有出現大爆發、高創新的局面，只是區域性的“小打小鬧”。眾所周知，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權勢衰微，導致中原大地群雄割據、烽火遍野，也正是在這一黃金時期，誕生出了眾多的諸子百家思想，比較著名的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雖然這些思想創始人不同，主張各異，但在主張君主專制制度上卻高度統一。
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曾經說，天上只有一個太陽，所以人世間不應該有兩個君王。荀子認為兩個都尊貴的人不能和平共事，兩個都低賤的人誰也不能指揮誰，認為這是“天數”；墨子認為天子認可的民眾也必須認可，天子否定的民眾也必須否定。至於以追求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法家思想，更是將君主專制置於無比顯赫的高度，並強調君要與臣屬形成“勢差”，如此才能駕馭萬民。
君主專制制度為何為這些思想家共同接受了？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所處年代生產力低下，環境險惡，因此需要藉助群體的力量“制禽獸、服狡蟲”。也正是因為群體作為人類活動的主要方式，依託於等級制度的君主專制制度便應運而生，並沿襲了2000多年絲毫沒有改變，並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如明朝廢除了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丞相政策，大大加強了皇權。而在清朝，君主專制趨於頂峰不正是清朝弘揚中原文化的絕佳體現嗎？
君主專制制度作為群體活動的集中體現，很顯然非常不利於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從西方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歷程來看，主要還是在民間個體經濟充分發展之後，才順水推舟引導整個國家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潮中，而恰恰此時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成為了制約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為此西方國家先後進行了近乎百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結局便是英國實現“君主立憲制度”，法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臺。由此可見，只有廢除了君主專制制度，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徹底掃清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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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農抑商”政策的阻礙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自古提倡“重農抑商”，認為天下以“農”為本，這為農耕文明的誕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個人看來，農耕文明與君主專制制度可謂完美契合，因為農耕文明存在的前提便是土地，君主有了土地，便可以交由國民進行耕種，便可以養活更多的人。人一多便可以厲兵秣馬，進而可以發動戰爭搶奪更多的土地。土地不斷收容至君主名下，並且透過控制國民飲食、遏制生存的豁口，便可以不斷加強君權，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皇帝。
反之，如果允許可供交換貿易的商業形式的存在，國民便不一定需要透過耕種土地獲得生存的資本，也即不一定非得佔據土地，如現在，從事農業的人口並不很多。由於商人過於唯利是圖、且為此可以做到無國界，顯然不利於君主對國民的深度控制，這便為中國古代歷代君主和士大夫階層所唾棄，因此“重農抑商”政策便得以產生。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前提之一便是商業大發展、商人理直氣壯站在歷史舞臺。為此，西方國家資產階級在經歷了前後百年的努力，完成國家政權的更迭以及商人地位的變革，資本主義社會才算真正來到。毫無疑問，中國古代大力提倡的“重農抑商”政策，以及將商人置於四民之位，才是阻礙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罪魁禍首，這顯然與入主中原的是明朝還是清朝並無直接關係。
由上分析可知，中國古代由於奉行君主專制制度，且大力提倡“重農抑商”政策，將商人置於四民之位，如此阻礙了具有個體特徵明顯、交換貿易味道濃厚的資本主義的到來。也正是因為中原文化對資本主義的天然阻礙作用，使得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即便沒有清朝的入關，明朝仍然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門檻。況且清朝雖然作為遊牧民族，本身文化落後，但其對中原漢文化的學習可謂極其執著，並花費大力氣向中原文化靠攏。也正是因為清朝“很出色地”學習了中原文化，深深領悟到了君主專制制度是中原文化精髓之一，故而將其弘揚到了歷史的至高點。
綜上，明朝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清朝不該背全鍋，畢竟中原文化的“阻礙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