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初，其中央機構的核心仍是以關外舊制為主，與此同時為了能夠更加方便直接地管理皇族事務和服務皇帝，也在明朝舊制的基礎之上又增設一些符合滿清統治者“口味”及“特色”的行政機構，使清王朝中央機構的設定逐漸趨於完善。

作為清代前期最重要的輔助機制之一，“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太宗、世祖乃至聖祖時期可以說是是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縱觀歷史，從清王朝在偏於一隅的山海關外創立伊始，到滿清統治者成功入關並定鼎中原，再到“康熙盛世”大門的順利開啟均不難捕捉到它的身影。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儘管自康熙繼位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被重視程度迅速下降，但每逢國家內憂外患或權力授受之際，它總是會在第一時間被以第一決策機構的身份重新呈現在上層統治者面前，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得益於它的存在，處於“崛起”階段的清朝中央行政機構這臺“大機器”才能夠更加平穩而又行之有效地運轉起來。除此以外，它所處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間接地反映出清王朝前期內部政權的發展狀況。

看完以上這段簡短的文字後，相信位於螢幕前的讀者您一定渴望瞭解清代“議政王大臣會議”這一重要輔政體制在當時的具體發展狀況以及隱藏在其背後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那麼，接下來筆者就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帶領大家探究並學習一番關於清代“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時代特點以及歷史缺憾。

01、從宏觀角度來看“議政王大臣會議”的發展史

自公元1637年（清崇德二年）被正式建立，直至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被徹底撤銷，“議政王大臣會議”這一古老的輔政機制在清代可謂是整整運行了155年。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儘管史乘上明文標定“議政王大臣會議”是在崇德二年被真正確立為清朝中央輔政機關的，但這一機制在太祖努爾哈赤時期實際上就已經存在過與之相對應的雛形，史料《清史稿·刑法志》當中的一段相關記載便是最好的佐證：

太祖始創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號為議政五大臣。扎爾固齊十人，號為理事十大臣。

由此可見，“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講可直接追溯至努爾哈赤時期，因此，從這一角度上來看，它存在的歷史絕對是遠遠超過了官方所記載的155年。

努爾哈赤畫像

當然，就整個“議政王大臣會議”本身的權益大小而言，其實隨著歷史的進一步推移也大致呈現出了一個逐步遞減的過程，例如：努爾哈赤最初建立“八王輔政”（議政王大臣會議的雛形）機制時，其所享有的權益甚至一度超越了汗王（如可罷免汗王，或主導下一任繼承人的選定）；而到了皇太極時期，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這一機制的整體決策權力，統治者又在前人的基礎之上進行了一番改進，如增設除皇室貴族以外可參與議政的其他成員，以及皇帝可享有直接任命或罷免某一貴族或大臣的“議政”之權等等；順治年間，由於多爾袞的專權導致“議政王大臣會議”這一極具血緣關係與政治觀戲緊密結合色彩的親王輔政模式給順治帝乃至整個清王朝都帶來了難以消除的陰影，同時也引發了當時的上層統治階級對這一親王輔政機制本身所存在的弊端的思考，這一點從順治帝駕崩之際將輔政大權交給了並非宗室出身的索尼、蘇克沙哈、遏必隆以及鰲拜等一系列事情中也可間接得到印證。

除此以外，據史料《清聖祖實錄》記載，自順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七月，交與議政王大臣會議之事僅26件，其中：典禮5件，官員選調、懲處15件，其他6件，無一件事關乎軍政要務。這也間接表明了清代“議政王大臣會議”機制由重至輕的演變過程。

歷史步入康熙朝以後，儘管“議政王大臣會議”這一輔政機制重新被啟用，但前車之鑑猶在，因此這一階段參與議政的大臣們的權力必然會有所下降。與此同時，為了儘可能地制衡這一機制而又不徹底裁撤它，康熙帝還實施了諸如組建南書房和重用內閣大臣等一系列提升皇權的措施，乃至後來出身於宗室的議政親王均不再享有參與議政的權益，“議政王大臣會議”向“議政大臣會議”逐步演變。到了雍乾隆年間，“軍機處”以及“硃批密摺”制度的創立更加闡釋了皇權至上的治國理念，“議政王大臣會議”也隨之淪為了一些不直接當權的權貴宗族們的掛靠之所。

公元1791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皇帝正式取消了議政王大臣的職名，至此“議政王大臣會議”這一古老的議會制度終於完成了它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02、“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利弊性分析

如前所述，儘管“議政王大臣會議”機制在清代前期做出過不可小覷的貢獻，但它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也是不可忽略的。正如康熙八年八月上諭指出：

金聞會議之事，尚未具題，在外之人，即得聞知。此皆會議處不加鎮密、不嚴行約束閒雜隨從之人，以致聽聞傳說，將國家大事，預先洩露。

毫無疑問，清代“議政王大臣會議”機制必然是受奴隸制末期軍事民主和議制的影響而誕生的，因為在努爾哈赤時期，清朝（後金）正處於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階段。而在此過程中，由於最高統治者政治經驗不足，導致急需一種有利於中央權力集中和穩定宗室團結的輔政機制來維持整個政權的運轉，因此，從這一角度上來看“議政王大臣會議”機制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彌補了清代早期皇帝政治經驗不足的缺陷。

當然，就整個“議政王大臣會議”機制的性質而言，它顯然是不符合封建王朝時代發展趨勢的，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該機制所享有的權益甚至一度超越了皇權，這對處於封建時期所提倡的“皇權至上”的原則無疑是一種本質上的矛盾。說白了，正是因為該機制的存在，導致本應該成為最高決策者的皇帝被第三方加以替代，此舉在封建王朝時代註定是要“流產”的。這也即是為何“議政王大臣會議”機制會隨著朝代的延伸而逐漸萎縮的一大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儘管該機制會在某一特定的階段（如決策者交替所導致權力授受之際、或內憂外患之際等特殊時期）成為取代皇帝執行最高決策權，但終究也只是非常時期的一種極具政治形勢的應變做法，不能形成常態。

總而言之，關於清代“議政王大臣會議”的發展歷程基本可以用這麼一句話來加以概括：形成於努爾哈赤時期，盛行於皇太極時期，衰亡於雍乾時期。

參考文獻：

《清史稿·刑法志》

《清聖祖實錄》

孫琰：《清初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形成及其作用》

王孟秋：《論清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探討皇帝與貴族的權力分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