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制，我國先秦時期的夏、商、週三代就是這種制度，大小諸侯，在自己的轄區內擁有相對獨立的各項權利。
而我們平常所說的封建社會，在我國曆史上而言，實際上是指的是從戰國時期一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
）
的這段區間。它的特點很容易辨識：在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各級官員是帝王的職業經理人；經濟上，則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少量的地主階級掌控了土地這一最重要生產資料，從而對佔據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進行駕馭和剝削。
那麼，地主階級指的是哪些人？
顧名思義，地主就是土地的主人，在古代指那些擁有土地、無需親自參加勞動的特殊階層。我們要知道，在農耕時代，擁有土地就等於擁有了一切，人們有了財富/權力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擁有自己的土地。
最大的地主當然是皇帝本人，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往下，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權貴、各級官員/士大夫、鄉紳，以及或經由家族繼承、或透過各種門路掌握了數量不等土地的幸運兒們。
這些人，就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主體。
而農民，就是被統治階級的主體。他們要麼是自耕農，擁有自己的土地，但要親力親為幹活 ，按照政府的標準繳納一定的糧食/作物（即賦稅），並且還要根據朝廷的要求去當免費勞動力（即各類徭役）。還有一種是佃農，就是沒有自己的土地，向地主階級租用耕地，向其繳納一定的收成。（其實分類更細緻，此處大致羅列）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地主與農民之間，有點像老闆與員工的關係。但兩者的差別也很明顯：
打工仔只對老闆負有限責任，乾的不愉快了，或者不看好企業的發展，拍拍屁股就走人，瀟灑的尋找新機會，留下舊老闆氣得乾瞪眼；（特殊情況除外）而農民與地主則不一樣。首先，對皇帝這個大地主，老百姓要負無限責任；依靠國家組織體系以及暴力機器看場子，皇帝對所有人，幾乎擁有絕對的生殺予奪大權。也就是說，從理論上而言，皇帝讓老百姓幹嘛，你就得幹嘛，否則就是懲罰、甚至剝奪生命；但皇帝畢竟只有一個，為了實現對數千萬百姓的有效控制，他就得分散、分割一些利益，將大小地主牢牢團結在自己周圍，共同實現對國家的管理。這些利益，主要是土地，比如我們時常看到史書中諸如賞賜某某食邑多少千戶之類的字眼，就是讓對應人員享有某些地區相應戶數的賦稅；還有更乾脆的，直接賞賜土地多少頃等等。
而封建王朝得以維繫的基本前提，就是保持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平衡
。也就是說，既要讓地主們有足夠的油水，享受不勞而獲的榮華富貴；又得讓老百姓有口飯吃、保持繁衍生息，以為王朝提供綿綿不絕的生產力。
但就如同我們常說的那樣，資本的貪慾是無限的，地主階級對土地、對財富的追求標準，同樣是多多益善。封建朝廷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適當壓制地主階級對土地的渴望，不傷害、甚至要鼓勵農民階級的積極性。
戰國時期的李悝變法、商鞅變法，無一不是圍繞著鼓勵耕種而開展的；而在後世大一統王朝建立後，單個王朝的初期，統治者往往能吸取前朝的教訓，抑制兼併、輕徭薄稅、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努力賑災，同時強化對官員的約束、對土豪鄉紳的抑制，後世津津樂道的“盛世”往往由此產生。
對於農民而言，封建時代的盛世是極度脆弱的。西漢王朝的文景之治，出現了“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局面，但這裡指的是官家的糧食，老百姓家也是這樣嗎？並不是，漢武帝上任的第三年，黃河出現大氾濫，立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大飢，人相食”。
因此，盛世的景象，更像是對地主階級而言；老百姓的標準，只是吃飽肚子而已。
李隆基
絕對集中的皇權是柄雙刃劍，皇帝像樣，就可以創造盛世；相反，則會將王朝帶向末路；甚至同一個帝王的前後階段，也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表現（如李隆基）。
一般來說，在王朝的後期，大多是因為皇帝能力或態度的問題，失去了對執政階層的控制，劣幣驅逐良幣，有為之官被逐、貪婪的官員浸入到各個層面；土地兼併日趨嚴重，稅負之重讓農民苦不堪言，維繫社會平衡的制度徹底被破壞。
而將局面徹底推向萬劫不復之地的，一般都是大範圍的自然災害。由於此時的朝廷已腐朽不堪，失去了及時賑災的機能；更有甚者，仍不顧客觀困難，加大賦稅的徵收，此時的農民階層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既然橫豎都是死，為啥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
王小波、李順起義形勢圖
晉朝和宋朝是例外。自它們建立之日起，就對土地兼併放任不管，從沒像其他王朝那樣施行均田制。這也是西晉被少數民族以及流民擊垮的原因，也是兩宋開國後就在四川出現王小波、李順起義的主要導火索。
農民起義也是宋朝的一大特色，前後共出現了400多場，令人歎為觀止。不過，由於重文輕武、重內輕外的政策，這些起義並未能撼動趙氏的統治。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農民起義，是封建王朝自身壓根無法解決的痼疾。藉助農民起義建立新王朝勵精圖治出現盛世走下坡路土地兼併嚴重、苛政猛於虎自然災害點燃農民起義……。這幾乎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王朝的死迴圈。“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焉”，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