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不無羞怯地問他說：“卿負責起居注，到底寫什麼內容呢？大抵給我這樣的皇帝看看可以嗎？”並保證想看只因為擔心自己曾經有過過錯，“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頗不識時務又慷慨激昂地回答說：“從來沒聽說有皇帝看自己起居注的先例。”

撰文|趙立波

“不要人誇好顏色，但留清氣滿乾坤。”翻開厚重的歷史可以看到無數個人物最終黯然凋落成幾片文字，而他們生前無不想以昂揚的正面角色出現在史書之上，以此讓自己的色彩穿越歷史受人仰慕。無疑大唐的李世民對於身後名做了最為全面的保護，因此如同一個高超的時間設計者，最終讓他的身上披滿了光環，事情發生在貞觀三年的某種佈局。

李世民

這一年，按照李世民的設計由宰相負責監修《國史》，這種制度上的高配無疑讓《國史》工作成了帝國極端重要的一部分。此時宰相房玄齡剛好以宰相身份監修《國史》，看得出是李世民對他的極大信任。在君臣談話之間，李世民對大唐國史文風進行了定調：“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那麼大唐的《國史》要“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就是說，無論官員們發表務實的政務批評，不管李世民本人同意與否都要如實記錄下來，然而接下來的李世民開始憂心忡忡起歷史將如何定義他的往事。

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事變的上位之舉，曾經成就他的皇儲和俯瞰帝國的寶座，也成了他日後揮之不去的夢魘。不管如何，李世民的親手殺死骨肉兄弟，無論如何都有悖傳統，血腥汙漬必然噴灑在各種版本的書籍，為此他憂心忡忡想如何淡化或是塗抹猩紅的兄弟之血。

六年後，當李淵去世後，李世民想看看自己的《起居住》到底什麼樣子，當時的諫議大夫朱子奢拿出一大堆理由表示拒絕，並安慰李世民“聖躬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李世民聽了表示認可。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負責編纂《起居注》，李世民不無羞怯地問他說：“卿負責起居注，到底寫什麼內容呢？大抵給我這樣的皇帝看看可以嗎？”並保證想看只因為擔心自己曾經有過過錯，“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頗不識時務又慷慨激昂地回答說：“現在的起居注，就是類似古代的左右史，記載皇帝言行，好壞都要記下來，但是從來沒聽說有皇帝看自己起居注的先例。”頂的李世民頗為尷尬又啞口無言，最後不得不悻悻地問：“朕有不善，卿必記耶？”我如果真有不好的地方，你難道就真的敢記下來嗎？褚遂良的回答也較為乾淨，我就是幹這行的，怎麼能不寫呢？一旁的侍郎打圓場說：“皇上有無過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樣，大家都看得見，就算褚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影視劇照

轉年的一天，李世民再次與房玄齡探討國史問題，並再度提出疑惑：“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房玄齡對答說：“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李世民不得不攤牌說：“我跟古人想的完全不一樣，今天想看看國史，無非是寫好事也無所謂，如果寫了不好的，我就是參照一下作為警訓，以便此後改正。”話說到這個地步了，房玄齡只得照辦，於是他與許敬宗把《國史》刪改為《實錄》呈遞給李世民親自閱覽。

果然，李世民最為擔心的玄武門事變的描述讓他非常不滿意，“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不滿意怎麼辦呢？刪掉又不行，因為這件大事早已經天下皆知，為此李世民換了一個角度去評價這件事，認為這是與周公一樣誅殺奸佞，“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因此最後定調說：“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辭，直書其事。”

開元之治

按照李世民的邏輯，自己的玄武門之變是具有重大歷史進步意義的，是“安社稷”、“利萬民”的正大之舉，是大義滅親的無奈選擇。最終他對褚遂良要求“不書吾惡”。

此後，李世民全面掌握了國史編纂的絕對話語權，負責這些工作的房玄齡、許敬宗等人因此獲得賞賜，長期讓李世民焦慮的事情得以解決，為此合上《實錄》，李世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經過李世民親自“把守”的《實錄》產生了怎樣的後果呢？自然是撲朔迷離的一層雲山霧漫，讓大唐的盛世光輝籠罩著永不消散的謎團。按照李世民的歷史邏輯，只有徹底否定李建成早年對大唐建立的作用，繼而他的背影將被全面放大，顯然這並不符合真正的歷史。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生動再現了李淵如何帶領幾位生龍活虎的兒子們開闢基業的生動畫面。從大業十三年開始，按照李淵的分配，幾位兒子們負責分工不同卻協調有力推進了整個戰場的計劃。從後來的歷史資料表明，李世民雖然顛覆《實錄》本質，但是還有其他著作對李建成的作為給與了全面清晰的描述，至少，李家的軍功章有他李建成的一半。尤其是在決戰攻取長安時，李建成負責東面和南面，李世民負責西面和北面，而最先突破城內的是李建成部。但是對於深諳歷史戰法的李世民輕易能夠將此改寫，這些都不屬於障礙。

貞觀政要

如同高超的書法大家一樣，如何把一幅作品達到無形勝有形才是最高妙境。至於嫡長子制，這些也都因他被無限放大的戰功、能力、智慧所掩蓋，李唐的子民應該慶幸這位男人曾經在大唐關鍵時刻挽救了天下於水火。此後的《舊唐書》也對此事進行了描述，認為李世民“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

此外，其他同時著作中關於這段歷史的描述增加了更多說服力的例證，認為“建成殘忍”，不能主持李唐江山，李元吉更是“兇狂”，有“覆巢之跡”。最後下結論是：“如果不是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李唐基業。”

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是大唐一流人物，除了硬實力過硬外，軟實力的包裝也不可忽視。無論李世民生前的相關史學和身後的蓋棺定論都較為規範和高度評價了李世民的歷史地位。貞觀之治如同猛烈的狂風席捲了大歷史的程序，甚至李隆基時期還在想念先祖的往事：“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與民休息，比屋可封。”關於李世民的身後評價，尤其以《貞觀治要》最為全面而成功。他的後人唐憲宗即位之初頗為深情地說：“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悚慕不能釋卷。”無獨有偶，唐文宗“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於茲。”李唐的子弟們對李世民的膜拜在李唐就掀起幾度狂熱，或許這正是李世民當初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