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鴉片戰場之前，具有超高的政治智慧的，1660年清朝最終打敗了南明的殘餘力量，征服了整個中原，1644年清朝入關，帶了東北和內蒙的廣闊的領土，大清征服的疆域極為龐大。

統治下的人口也是極為複雜，沒法用同一套辦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須發展出不同的統治技術，大清在這個過程中，把大遼開創的二元帝國治理技術，發展為多元治理技術，漢滿蒙回藏這些次級區域，在大清內部各自起到了其他區域完全無法替代的作用，大清的最高統治者，在這些地方也以不同的身份出現，作為體系的中國，其內部整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漢人為主體的中原地區，主導著大清帝國的財政秩序，依靠這裡的龐大財富，統治者可以把八旗的軍事貴族都給贖買掉，克服掉週期性的繼承危機，滿蒙地區的遊牧者，主導著整個帝國的軍事秩序，統治者在這裡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現，只要有滿蒙騎兵，就能控制中原，還有內屬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統治的蒙古部落，這裡不設定世襲的土著首領也算半個自己人，再有外藩蒙古算是作為藩屬的蒙古部落，它們有自己的世襲土著首領，和大清皇室有點類似於合夥人的關係。

所有這些區域，透過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獲得統一，多元帝國實現了內在的均衡作為體系的中國，到這時才完整地獲得其政治統性，，為今天的中國奠定了政治基礎，大清帝國的治理技藝之高超還體現在，它善於尋找到各種中介性因素，作為帝國治理的依靠力量。

比如臺灣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清朝時期，臺灣的人口主要分成三類，一類是從東南沿海遷徙過去的漢人，是當地已經漢化的土著，被稱作熟番，還有一類是沒有漢化的土著，被稱作生番，大清統治的依靠力量是熟番，熟番是漢人和生番之間的中介性要素，中介性的要素有著一種跨界性的身份，它與兩邊都有相似之處，兩邊對它都會有所認可，但它與兩邊也都有不同之處，兩邊也都會對它有所排斥，於是中介性要素要想獲得比較好的地位，便只能依賴於朝廷的支援在朝廷這邊來看，中介性要素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別無選擇，只能對朝廷保持高度忠誠，所以是可信賴的，而另外兩邊的任何一邊，如果反抗朝廷的統治，朝廷都可以聯合起中介性要素與另一邊，來壓制反抗者，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關係統治就更穩定，鴉片戰爭之前的大清帝國，有著高超的統治智慧，漢滿蒙回藏各個亞區域，都被它整合進一個彼此相互依賴的體系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