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砸缸
相信大家在小的時候，一定都聽說過司馬光砸缸的故事。這個故事，被父母和老師不斷地講起，也不斷地賦予了新的寓意和思想。
年幼的司馬光，憑藉自己的沉著冷靜和創新思維，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守舊死板的要將落水者從缸中撈出，而是創造性的選擇將水從缸中流出。他運用了樸素的相對論思想，透過砸破水缸放水，救出了落入缸中的小夥伴。據
《宋史》
記載：
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司馬光不僅兒時機智果斷，而且成年後同樣成就斐然。他在朝中官至宰相，可謂是位極人臣；同時，還編纂了
《資治通鑑》
，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史籍之一，也為自己贏得了
“千秋兩司馬”
的盛譽。
總的來說，司馬光的確聰敏好學，一生勤儉，廉潔守正，忠君愛國，是封建時代儒臣的典型代表。那麼，這樣的封建楷模又是如何開啟了北宋的黨爭，又是如何毀掉能為北宋帶來希望的新法，併為
“靖康之變”
埋下巨大的隱患呢？
接下來，文史不假帶您一起走近司馬光，走近這個傳奇而又極富爭議的歷史人物，分析他為何會從少年創新變為老年保守。
司馬光在二十歲時就考取了進士，獲得了入仕為官的機會。不過，由於母親和父親的相繼過世，司馬光長期在家中守制。期間，他繼續苦讀專研各類典籍，不斷拓展自己知識面的同時，思想和心智也日趨的成熟。
結束守孝後，司馬光返回朝廷任職，一步步從地方調任到中央，正式開啟了自己輝煌的政治生涯。也在此間，結識了他一生的朋友和敵人——
王安石
。
亦敵亦友
不可否認，王安石和司馬光一樣，同樣都屬於是超級牛人，同樣都屬於治世能臣，如果用
“君子和而不同”
來形容二人的關係，我個人認為是比較恰當的。
王安石也是二十歲考中進士，長期在地方任職並且政績斐然，一再婉拒前去中央任職的機會。基於自己豐富的地方從政經驗，王安石多次提及變法並遞交了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和強國夢想。可惜，並沒有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視。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等到宋神宗之政時，王安石基於自己良好的官聲和堅決要求變法的決心，順應了宋神宗富國圖強的思想和國家內憂外患的現狀，被正式任命為參知政事，著手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同時，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論斷：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拉開了變法的帷幕，史稱為“熙寧變法”。
雖然說變法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壓力，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但是，也極大地觸動了貴族階層和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而且，由於王安石變法太過於激進，不懂得循序漸進，遭到了幾乎所有人的反對。
起初，作為王安石的摯友，司馬光儘管對變法存在著保留意見，但基本上還是持一種支援的態度，並抱著一些謹慎的樂觀。
客觀的講，王安石的很多理論還是非常符合當時北宋國情的，但變法在實施的過程中，由於太過急促，有逐漸變味的趨向。比如，
“青苗法”
規定，在每年的青黃不接時，由地方政府負責給農民貸糧，從中收取一定的利息。
這樣，既能保障農民的生活，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順帶還限制了地主和高利貸對於農民的過分盤剝，有助於階級矛盾的緩和。但是，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一些地方官員不僅強制農民進行借貸，還變換名目提高利息，使得新法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本意。
而王安石及其變法派，只知道在宏觀上不斷頒佈新的政令，對於微觀方面的執行情況，卻是知之甚少，盲目地抱著一種樂觀的態度推行新法。
除了青苗法以外，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很多，在
募役法、均稅法、水利法、保甲法
和
將兵法
等方面，都在實際的執行中出現了問題。
時間久了，問題多了，在原來的守舊派持續反對的同時，就連本來的中間派也加入到守舊派的陣營中，對變法派開戰，比如司馬光。
司馬光
隨著更多人的加入，守舊派和變法派的爭鬥更加嚴重，雙方相互攻訐，一刻不得安寧，已經演變成為一種黨爭。甚至於，司馬光和王安石還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辯。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困難，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改；司馬光則認為，國家即便需要整改，也不應該太過操切，更不能苛斂民財。
當然，爭論歸爭論，二人都是發自內心的出於忠君愛國，並非是為了私怨。他們的爭執和不睦，只是政治和觀念上的差異而已，司馬光曾說過：
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
而王安石也曾說過：
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事實上，司馬光反對的並不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而是反對他激進和偏頗的方式。司馬光認為凡事都應該講求目的，但方式方法同樣重要，而且有時方式方法比目的更加重要。
不過，司馬光的氣性實在太大，也太為霸氣，爭吵完了，他索性辭職不幹，躲到洛陽去專心編撰《資治通鑑》去了，而這一去就是十幾年。伴隨著司馬光的離開，守舊派並沒有停手，而是繼續上疏彈劾王安石極其新法。
資治通鑑
那段時期的王安石雖然大權在握，但卻顯得身心疲憊，一面要頒佈新法，一面還要提防守舊派的彈劾。而在守舊派長期不懈的持續攻擊下，宋神宗逐漸動搖了之前的決心，同意廢除了一部分爭議特別大的新法。
在神宗皇帝去世後，年僅八歲的宋哲宗趙煦繼位，朝政大權全都掌握在了太皇太后高氏的手中。高太后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歷來就十分反對新法。於是，她全力扶持守舊派，逼走王安石後，立即召回了司馬光主政。
之前就說過，司馬光氣性太大，在重新復出後，他所進行的唯一工作就是逐一廢除王安石的所有新法。而且，只要是新法，即便有的已經產生了實效，但還是統統一律廢止。
司馬光的這些舉措顯得有點過分，矯枉過正的意味非常濃厚。在充分暴露出自己格局的同時，也成為最被後世詬病之處，絲毫沒有幼年時的那份豪氣和智慧。
而閒居在家的王安石，眼見自己嘔心瀝血推行的新法，被司馬光逐一廢除後，內心簡直五內俱焚，悲慟不已，在第二年就鬱鬱而終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兩次變法，
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前者“人雖死，法卻存”，後者“人雖存，法卻死”
，讓人唏噓不已！
王安石和司馬光
聽聞王安石過世的訊息，司馬光也十分的難過，並極力主張優渥王安石的家屬親眷。據
《宋史 》
記載：
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
司馬光的朋友圈中，范仲淹、富弼、呂惠卿、章惇、蔡卞等人，除了王安石外，基本都是守舊派。在忠君思想和理學觀念的長期薰陶下，司馬光自然而然就成了守舊派，縱觀他的一生，基本上就做了兩件事：
（一）摧毀新法
（二）資治通鑑
或許司馬光自己也沒有想到，在他丟棄王安石新法的同時，也丟棄了北宋復興的最後機會。因為，在短短四十年後，北宋政權就遭遇
“靖康之變”
而滅亡。如果能夠堅持推行王安石的新法，或許會有不同的結局。
砸缸少年司馬光
從這個方面講，司馬光的歷史地位的確不如王安石，也缺乏了幼時那個砸缸少年的氣魄和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