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教授
2022年2月23日晚，“廈門大學歷史學研究生論文寫作暨強基班學術訓練”系列講座第一講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莊漢水樓308舉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仇鹿鳴教授受邀以《碑誌所見五代正統之爭》為題展開演講。本講座由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張達志教授主持，來自歷史系的陳博翼、靳小龍老師以及七十多名強基班本科生和碩博研究生共同參與。
講座伊始，仇教授從中國傳統史學與西方漢學的不同研究取徑切入對史學研究正規化的討論。他認為，中國傳統史學研究最根本的方法是考據，即透過考辨史料獲取歷史真相。因而傳統史家相當重視對史料的挖掘和爬梳，透過拼接更加豐富史料，還原歷史實相。不過，最近數十年西方漢學對中國史學界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漢學家們在問題/理論上的努力，常常讓他們的著作獨具風采，進而影響中國史學研究的走向。因此，對史學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技藝是如何將史料與解釋框架貼合在一起。而這又涉及如何蒐集、解讀史料，如何對史料性質作出準確的把握，如何將材料精確定位到學術史脈絡當中等一系列問題。這種高度重視史料的風格，既是評判史學研究成果優劣的重要標準，也是史學與以問題導向、致力於建構解釋框架的社會科學的區別所在。
接著，仇教授回到本題。他以碑誌所見的五代正統之爭為例向大家展示如何更好地利用史料迴應學術史上的具體問題。鑑於該研究已成文並於去歲發表（原文請參見《歷史研究》2021年第5期），本次講座聚焦並深化其中關鍵內容。在開始對正統之爭的討論前，仇教授先對五代歸屬進行界定。他認為，雖然以往學界多將五代與唐合稱“唐五代”或“唐末五代”，但從目前斷代的標準劃分而言（以人大影印資料為例），五代其實被劃入宋史的範圍，顯示出五代在時代位置上的不確定性。
正統是中國史上較為特殊且具有重要影響的觀念，一個政權能否獲得正統性當然與國力的大小、控制面積的多寡有關，但有時也沒有必然的聯絡。如三國時期曹魏與蜀漢間的正統之爭。雖然三國中曹魏實力最強，國力最弱但以承襲漢祚自居的蜀漢卻能對曹魏的正統地位提出有力挑戰。一般認為正統論與漢代流行並體系化的“五德終始”說密切相關，成為漢唐時期王朝正當性的重要憑依。至北宋，隨著理性主義的增強，“五德終始”說影響衰退。最具代表性的是歐陽修駁斥既往“正統不可絕”的觀念，提出“正統可以絕”的說法。如此一來，如三國這樣的分裂時代不一定要找到一個正統。
仇教授認為，雖然正統之爭已有相當深入研究，但仍有推進空間。他首先從以下三個方面為本研究展開鋪陳。一、以往學者視歐陽修《正統論》為關鍵性的文獻，認為宋以後五德終始說影響衰落。但歐陽修所處時代，已是北宋中期，政權已經相當穩固。但宋初兩朝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力圖避免宋成為五代中的“第六朝”，在正統所承乃至政治文化上仍處於五代的餘緒中，五代至宋初，正統論仍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依據，此點並未得到詳盡探析。
二、雖然正統與大一統的觀念密切相關，但事實上歷代對正統爭論最激烈者，往往是分裂時代。如南北朝時期北魏的正統爭論，關心承襲哪個大一統王朝，而且此時南北朝均爭正統，視對方為僭偽，以為政權合法性賦值。與南北朝不同，五代雖然也是分裂時代，但正統在北方。南方有些國家，如南唐也稱帝，以正統自居，但影響不出本國的範圍，無法與北方王朝抗衡。因此，五代正統之爭先後在五個統一北方的政權之間展開，南北朝的正統是共時性的競爭，五代正統而是北方五個政權“歷時性”的競爭，而此點亦未得到以往學者充分關注。
三、至於本文所聚焦之墓誌材料，是最近一二十年推進中古史研究最重要的新材料。但墓誌材料有明顯侷限。除了極個別情況，多數隱惡揚善，既往研究往往承襲金石學的傳統，側重於提取墓誌中的某些特定資訊如生卒、仕宦、婚姻、民族之類，某些重要人物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也可供比勘，進而彌補傳世文獻的缺憾。頗值得玩味的是，越重要人物的墓誌往往無法提供比國史更多的新資訊。如唐前期最高等級墓誌——武承嗣墓誌（武週末年以親王身份安葬），充滿溢美，不僅無法看到關於實際政治的資訊，而且在與傳世文獻比對後可以發現，幾乎無法提供更多新資訊。實際上，墓誌研究至今並未突破自北宋趙明誠以來的研究取徑。鑑於此，仇教授力圖突破以往將墓誌作為正史輔助材料的研究理路，而將墓誌作為主體史料加以探析，透過對於大量墓誌文字的梳理，提取同一類資訊。因而本研究最重要的問題就變成如何將墓誌材料納入正統問題的討論。
演講至此，仇教授轉入對研究原初發端的說明。他指出，以上清晰的思路實系論文寫成之後，或者說決定要寫文章時，整理構思而得。最早發現這個問題值得深入分析是在十年前寫《新見五代崔協夫婦墓誌小考》（《唐史論叢》第14輯）一文期間。該文寫完後留下一個疑問，即如劉備建立的蜀漢並非時人稱呼，而是後世為方便區分多個“漢”而進行前後綴新增的結果。至於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則一般認為是宋以後史家為便與之前朝代區分而新增的字首。但五代唐時崔協墓誌中出現的“後唐”，卻是彼時當代人的自稱，系迄今可見最早關於“後唐”一稱的文字材料。此點觸發其留心收集相關材料。近兩年仇教授和同事共同輯錄《五代十國墓誌彙編》，恰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史料基礎。在此，仇教授指出這其實是從一個不甚成功的研究到一個成功研究的例子。不過，仇教授也表示博士生在學術訓練中應該做一些規範性的研究，將其用簡練清晰的語言表達出來。他認為，這類研究不應是與正史的校對，而應重點關注出土文獻與正史記載中相矛盾處，並由此進行深入、精細的研究。這也是提高規範性研究水平的有效取徑之一。
而後，仇教授以“中興”與“偽梁”這一對稱呼為線索，次第揭示五代時期正統之爭的具體演化過程以及時人複雜的接受情況。綜觀五代正統之爭，實系梁、唐正統之爭。唐之後三代均繼承自唐，對於唐之正統並無太大異議。不過，後唐實是沙陀人李克用建立，僅因李克用得姓自唐而以此自稱。梁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一直居於河東，與其對抗，拒不承認梁的合法性。後唐建立後，“斥梁為偽，比作新莽”。如天成四年（929）八月，太子少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節度使霍彥威神道碑。其作為梁之舊臣，不願在霍碑直書“偽梁”，而遭駁回。由是，仇教授首先展開對累仕梁、唐官員墓誌中關於“偽梁”書寫的分析。他認為，相較於神道碑，墓誌更具私密性，除了少數奉敕撰寫的墓誌，朝廷難以控制其表達。且因其撰者多系志主親故，多少透露志主的身份認同。
先看梁唐之際的王處直、李茂貞墓誌。王處直系梁晉對抗中一直處於半獨立狀態的藩鎮節度使，其墓誌並未將梁書為“偽梁”。仇教授由此推斷，遲至後唐初年，關於“偽梁”的書寫規範尚未推行至與晉結盟的各藩鎮。不過，孤證不立，此點仍需透過比勘再行確認。隨著後唐壓力的增強，強藩的墓誌書寫開始發生轉變。一年後，勢力遠強於王處直的李茂貞在同光三年（925）的墓誌書寫中，已稱梁“僭位”。同期的張繼業墓誌，則將唐比作漢，將梁比作新。值得注意的是，張繼業墓誌對其在梁代仕宦經歷不載確切年份，由此避免直接提及梁。至於另一同期的李仁釗墓誌，則系嚴格遵守書寫規範的墓誌。該墓誌稱梁系“偽梁”，稱後唐為“中興”。
在這裡，仇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即較之張繼業，李仁釗是否更忠於後唐？他表示，可以確認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因為他嚴格遵循後唐正統的格式，就認為他否認後梁的正統性。從大量墓誌可以看出，多數五代人並無忠誠於哪代的觀念。換言之，後唐否定後梁正統的書寫正規化，是遵守來自後唐壓力下的規範，而非意味著他們更忠誠於後唐。在“中興”統一規範之下，仍有如左環墓誌這樣個別梁之忠臣，在墓誌中透過使用干支紀年，避免書寫後唐的年號。
隨著李克用的假子明宗登基，對“偽梁”與“中興”敘事要求的管理逐漸鬆弛。透過援引明宗登基之初是否更改國號的大討論以及明宗時期下葬的多位仕梁舊臣的墓誌，可以證明“偽梁”書寫規範的鬆動。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即使是梁之舊臣在後唐時期也都承認後唐的正統，稱後唐為“中興”。大多官員尤其是前梁舊臣雖承認後唐“中興”的正統，但對“偽梁”的要求多是出於自利傾向而以模糊的方法敷衍王命。如天成年間先後去世的孫拙、崔詹、崔協、韓恭四位連仕梁、唐官員的墓誌書寫，一面循例稱後唐滅梁系“中興”的話語，一面避書梁的年號、國號，意圖透過不書梁亦不偽的折衷作法，來避擴音及後梁。可見，後唐的強制性意識形態規範落實到墓誌上時因時間、出身等不同而不無參差。當然，同期也有稱梁為偽者。這基本出現在追隨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平定天下的河東舊臣群體中。典型如天成三年（928）張居翰墓誌，均書“偽梁”。可以看到，後唐官方與河東舊臣均稱梁為偽，而梁之舊臣則採取模稜兩可或者直接不書梁的方式來避免站位。概言之，五代人並無強烈的正統觀念，他們往往仕宦多代，傾向於“不分真偽，是混功名”的歷史敘事。
隨後，仇教授又從石刻材料出發，以“後唐”這一稱呼的出現與流行為中心，運用墓誌提供的資訊，較為連貫地為展現更為具體的發展過程。歷代稱本朝時加前後綴者，極為罕見。但“後唐”之稱卻在當朝即已出現。目前所見最早使用“後唐”一名者，系同光三年（925）崔協為其妻盧氏撰寫的墓誌。通觀時人的墓誌書寫，為與前唐相區分，而行用後唐，中間則避免出現梁的國號與年號。由此或可推知時人隱晦地將三個前後相繼朝代均視為正統。在此，仇教授引入前、後蜀墓誌的書寫規範以作旁證。如王鍇、許仁杰墓誌，除將偽蜀書為舊蜀外，年號亦行用干支紀年，避免出現蜀的年號，以規避書偽。其後，隨著“後唐”一名行用漸多，其政治含義也日漸淡化。如唐、梁之際均任縣令的盧得一、盧真啟父子，在後唐天成年間改葬時，墓誌書“後唐”。又在與中原王朝屬羈縻關係的歸義軍、定難軍的材料中也出現了“後唐”一名。可以看到，後唐逐漸取代官方話語，成為新朝代稱。較之“中興”與“偽梁”這類帶有強制性的正統書寫，後唐應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產物。
接續梁、唐正統之爭的一個餘響是晉初石敬瑭對唐末帝正統的拒斥。石敬瑭系明宗女婿，因而自認承襲明宗正統，否認唐末帝李從珂的合法性。但他規定書寫唐末帝清泰一朝為“偽朝”“偽主”的要求在墓誌中天福年間就無法得到遵守，但在神道碑等更具公開性的石刻上，還能勉強維持。不過，隨著少帝御極，這一書寫規範也日漸失效。至於書“偽梁”規範，則更趨鬆弛。仇教授認為，後唐構建的“中興”論述，對其後王朝並無多少實際價值。在後唐之後、後周顯德年間詔書正式廢除書“偽梁”之前，“偽梁”書寫早已廢弛。其時留存的“偽梁”書寫已經失去政治含義，多數為制度或習慣的因循。換言之，正統之爭背後的制度和習慣是兩條互為張力的線索。習慣最初靠強制性規訓而成，而強制力突然減弱時，習慣仍會延續一段時間。
綜上，五代正統之爭歷史演進的結果是，曾作為正統標識“偽梁”和“中興”逐漸消失，梁朝和後唐之稱日漸流行，並逐步為官方所接受，成為宋人對兩朝的正式稱呼。由於晉、漢、週三朝之於唐系一脈相承，因此五代正統之爭關鍵在梁唐正統之爭。從宏觀角度看，後唐無疑是梁唐正統之爭的勝利者，之後晉漢周均系唐之繼承者。但仇教授指出，如果從權力毛細血管的運作，官方書寫規範如何制約官員階層的墓誌書寫，個體如何接受、規避和消解統一的政治話語等角度進行觀察，則會呈現不同的歷史圖景。總之，透過綜合傳世文獻與出土墓誌，構造更復雜和細膩歷史敘事線索，藉助墓誌材料接續五代正統之變化，我們不難發現書寫“偽梁”的規範並非隨著一紙詔書旋生旋滅。最後，仇教授指出，如果說書寫“偽梁”的爭議，在傳世文獻中有蛛絲馬跡可尋；至於後唐書寫，則完全系石刻文獻才能勾勒出線索；否則，我們完全無法想象本朝人何以稱唐為後唐。
在其後的交流環節，仇鹿鳴教授就同學們提出的規範與忠誠之關係、新舊五代史對實錄中書“偽梁”的改寫以及十國正統觀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張達志教授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體悟和思考。最後，歷時三個小時的講座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