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的高盧人，形成統一的國家，在同樣的精神激勵下，可以對抗宇宙。
這是1865年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在高盧酋長維欽託利（Vercingétorix）的紀念雕像下留下的銘文。雕像高7米，坐落在法國東部勃艮第地區的阿利斯-聖雷納，這裡被後世認作古高盧城市阿萊西亞的原址。
拿破崙三世是那個著名的拿破崙的侄兒，他於1848年被選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後發動政變，並於1852年稱帝。不過，他得到的是一個離心離德的法蘭西。雖然在法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獲勝，還協助義大利半島的撒丁王國擊敗了奧地利，國家實力一度如日中天。但在國內，各種反對派結成聯盟，尋找一切機會貶損他的形象，破壞他的地位；在國外，如果不算那個剛獨立的美利堅的話，老歐洲的強鄰就已經讓他戰戰兢兢：虎視眈眈的英國、冉冉升起的普魯士，以及正在統一程序中的義大利半島……
拿破崙三世一向以叔叔為榜樣，心心念念著稱霸歐洲，如何統合國內的力量就成了擺在他桌上的難題。在此，他遇上了維欽託利這位公元前50年代的勇士和領袖。
在歷史和傳說中，維欽託利是個失敗者，他率領的高盧聯軍在阿萊西亞戰役中被尤里烏斯·凱撒的軍團擊敗。作為人質和戰俘，他被押送到羅馬關押，並於數年後凱撒的凱旋式上被處決。不過，在凱撒的《高盧戰記》中對這位首領讚譽有加，並記載了他獲得了高盧各部族的擁戴，“在一致同意下，領導大權授給了他”。
阿萊西亞戰役是羅馬贏得高盧戰爭的決定戰，被看作是凱撒最大的軍事成就
凱撒原本意在透過介紹維欽託利的強大和機敏來向羅馬的元老院和人民彰顯自己的戰功，擊敗強大的對手方能顯示自己的能力，進而為他在羅馬大展拳腳的行動增色加分。沒想到，這筆記載會在遙遠的未來被再次啟用，成為後世可資利用的歷史資源。
本來，維欽託利註定要被遺忘。
羅馬帝國在西歐的統治結束後，法蘭西的王權幾度易手，在中世紀盛期至晚期，王室出於政治需要，發展出一整套完整的統治敘事。在這套敘事裡，高盧人是羅馬人的奴隸，而法蘭克人則是自由的，他們擊敗了羅馬人，建立了新國家，是這片土地的主人。而統治法蘭西王國的國王和貴族，都是法蘭克人的後代，被統治的階層則是高盧人的後裔，因此，高盧人註定受法蘭克人奴役，生生世世。
不過，也正是順著這套敘事，法國大革命和之後的社會思想轉變為維欽託利的復活提供了條件。既然國王和貴族都是法蘭克人，那麼作為高盧人的第三等級和老百姓們也就找到了造反的歷史依據。在革命者看來，高盧人反抗外來的羅馬軍隊，就像法國人民反抗王室一樣。這樣一來，民族和革命的兩條敘事主線，交匯在維欽託利這位歷史人物身上，將革命者團結了起來。
而拿破崙掌權後，也注意到高盧歷史資產的潛力。1805年他成立凱爾特學會，招攬學者研究凱爾特人的文物和語言。高盧人，當時被認為是凱爾特人中最重要最強大的一支，當然，學會的學者們“聞絃歌知雅意”，一口咬定“幾乎所有的歐洲人民都是凱爾特人的後裔”。這樣一來，拿破崙的擴張地盤也就有了歷史理據——收回所有的古代領土。
拿破崙兵敗，普魯士人佔領了巴黎。如被羅馬人佔領的歷史重演了一般，“外來者——原住民”的意識進一步強化了現代法國人與古代高盧人的情感聯絡。所以，拿破崙三世接過前人傳過來的“維欽託利和高盧人”古董，小心擦拭後高高供起，這一系列舉動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藉由樹立一位古代高盧領袖的形象，團結治下的子民，同時向世界展示一個強大的愛國的民族戰線，拿破崙三世此舉在當時並不罕見。事實上，19世紀末，正是歐洲民族國家紛紛興起的時代。比如，與法蘭西相鄰的德國，也在這個時期藉由羅馬史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建構德國人與古代日耳曼人之間的跨時空聯絡。
誠如一位學者所言：
“當一個國家試圖鞏固萎靡不振的形象時，它在過去的歷史中尋找靈感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法國、德國、義大利、波蘭等歐洲諸國都藉由“運用”歷史達成了建立民族國家的目標。
不過，依然有一批像帕特里克·格里這樣的嚴肅歷史學家看到了對歷史資源的“濫用”導致的非常嚴重的後果。
在《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一書中，格里一針見血地指出：中世紀早期的“族群”與當代“族群”之間的一致性是一個神話……
我們曾是一個民族的說法，實際上是在表達要“變成”一個民族的訴求
，這種說法不是以歷史為基礎提出的訴求，相反，它是
一種創造歷史的嘗試
。
在這種嘗試之下，現代法蘭西人認祖歸宗，找到了古代的高盧人。
不過，這種嘗試，曾讓歐洲吞嚥過巨大的苦果。法國人宣稱自己是高盧人的後裔，德國人宣稱自己是日耳曼人的，而這兩個族群（據說）都曾經廣佈西歐，那麼對鄰國的領土訴求就成了各自民族支援開戰的理由，“侵略”被視作“回家”。想必大家不會忘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發動的世界大戰和種族滅絕，正是打著“純血雅利安人”的幌子。
為了正本清源，帕特里克·格里在書中詳細介紹了歐洲古典（羅馬帝國）晚期和中世紀早期歐洲族群的演化，明確指出
那些被稱為祖先的歐洲民族並非依靠單一血緣聯絡組成的，而是不同族群組成的政治軍事聯盟
。根據格里的闡述，讓讀者認識到歐洲民族國家的歷史
不是線性的，
它有時表現為多民族融合，有時表現為民族間衝突，但
絕非一個民族凌駕、消滅其他民族的歷史。
進而，他呈現了19世紀至20世紀民族主義史學形成的過程，以及造成的災難，提請公眾在面對仇外的民族主義史學時，應該打破“迷思”，保持冷靜。
今年4月，法國將舉行5年一度的總統選舉。2017年參選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現名“國民聯盟”）領袖瑪麗娜·勒龐將繼續參選。由於多年來法國在經濟發展、外來移民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問題難以解決，2017年時，勒龐提出“法國人優先”的口號。為了達到政治目標，國民陣線同樣沒有放過歷史資源。他們將法蘭克軍事領袖克洛維在496年皈依基督教拉丁教會視為法蘭西民族誕生的標誌，以此反對全球化和伊斯蘭移民政策，維護“法蘭西的價值觀”。勒龐本人更是在《查理週刊》恐怖襲擊一週年的時候公開聲稱：“我不是查理，我是查理·馬特！”查理·馬特正是歐洲8世紀著名的法蘭克人軍事領袖，他在普瓦提埃擊敗了穆斯林軍隊，被後世流行文化誇大為“歐洲的拯救者”。
克洛維在496年皈依基督教拉丁教會
藉由格里的《民族的神話》，我們自然也就可以很快理解，以前棄“法蘭克”選“高盧”，和
如今舍“高盧”而選“法蘭克”的操作，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歷史的濫用罷了。
而此次它的效力如何，大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