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孝宗廢除開中法之後，北方邊境的軍糧儲備受到了災難性的破壞，邊軍戰鬥力大為降低。入侵的蒙古人又加劇了屯田的荒廢，並在屢屢得手中變得越來越強大。要用比之前更少的物質和人員下抵禦比之前更加強大的敵人，所以嘉靖年間的北方邊軍針對蒙古的入侵模式，對軍隊結構進行了重組。當時蒙古是先集中兵力突破邊牆，然後在破邊之後，以高機動性的千人級騎兵隊伍四處分散劫掠。

鑑於蒙古人的物資和人員相較中原王朝遠為匱乏，無法保證每股騎兵隊所有人員的裝備和戰鬥力，因此這些四下劫掠的千人騎兵隊伍裡，有相當多的毫無裝甲和優質兵器的人員。也就是說，蒙古人的這些騎兵隊，是以少數精銳騎兵，帶領多數武裝牧民的模式來構建的。而部落貧弱的生產力和人口數量，導致蒙古很難承受一次性大量損失精銳騎兵。

所以以當時蒙古人的作戰模式來說，勇猛有餘而韌性不足，難以進行大規模決戰以及消耗戰。有鑑於此，嘉靖年間的北方將領針對蒙古人精銳不足的弱點，組建了一隻人不卸甲、馬不離鞍、弓馬嫻熟、高機動性和高戰鬥力的機動部隊，以壓制蒙古人各騎兵隊的精銳前鋒部分，從而在此基礎上消滅整個入侵隊伍，或迫使對方因無法承受人員損失而撤離。為方便調遣和隨時出戰，這隻部隊只能是圍繞在將領周圍的親兵近隨，即家丁。

有得必有失，將領在將有限的資源大量傾斜給親隨家丁的同時，不可避免的侵害了一般士兵的利益，從而導致部隊主力的正兵戰鬥力的進一步惡化。這種親隨模式下的架構，又會使得家丁和將領之間，形成一個帶有排他性質利益結合體。這樣就使得不同體系下的將領家丁團之間，難以有良好的配合和順暢的指揮。同時，這類高福利的家丁團隊必然是一個人員數量較少的團隊，所以即使簡單的手勢和口號，即可將命令傳達到整個作戰集團。這樣大型陣戰下的旗鼓軍號等指揮工具，自然就毫無用武之地，從而使得整個軍隊在整體上的作戰能力更為降低。

誠然，家丁這種有相當針對性的戰鬥模式，挽救了當時明朝千瘡百孔的北方邊防，但是這樣軍隊架構畢竟是不正常的。雖說救一時之急，談不上是飲鴆止渴，然而解渴的也絕非甘甜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