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以少數民族統一中國，非多數民族之福。

只是如果他們真能以“無本身利害”及“不無端干預”的立場，掃除遼金南宋以來的積弊與苛政，卻也不失為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種貢獻。我們仔細讀忽必烈的傳記，無法斷言他沒有這樣的心腸。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責南宋的通貨膨脹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買賣濫估價格，也曾將賦稅降低。他只禁止軍隊濫殺戮，廢止遼金以來的酷刑，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蠻辦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風。

而且南宋以來有些地主收流民為客戶，既把他們當作佃農，也把他們視為農奴買賣，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馬可波羅親眼所及，也盛稱元世祖注重農事體恤貧民儲備饑荒等等善政。我們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職的一批漢人的經歷，也可以看出他們都有輔助明主的抱負。明太祖朱元璋對蒙古人無好感，他手製《大誥》就道德指斥“胡元之主”的不當，但是他的帝王廟，仍以元世祖的神位與他選定的其他４個帝王，即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們靈前行禮（他只崇拜這些人，並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後來卻又將其靈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傳統。

忽必烈登皇位後對於軍事上的指揮已有重要的改變。他以軍事行動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樣，以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種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親自率兵包圍卡拉科倫。然則即使在阿里不哥這問題解決之後，他就未曾再親臨南方前線。攻宋以水軍為主，軍事也大多用漢人，船隻則大部造於汴梁。他原來擬用史天澤為統帥，但是史以年老辭，改用伯顏，是因為伯顏不嗜殺人。蒙哥所用戰法，至此都已放棄。忽必烈不冒險攻堅，不輕舉急進，不專事破壞。他之圍困襄樊，費時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迄１２７３年初），不到這漢水之上的重鎮攻陷，他不以大部隊冒險深入。

在這些地方，忽必烈總表示他籌謀全域性是以南方的辦法對付南方；北方的辦法對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座擋箭牌，防止了蒙古人對南方的荼毒。他對能知政事高達的詔諭裡明指出：“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經很明顯地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場。

不過他自己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語言，提倡蒙古新字，不願像拓跋宏那樣的漢化（像本書“北魏拓跋氏”一章），在軍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務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維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止一個競爭者使用如此的名號），更不得不拉攏蒙古人。他所賜“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貴族的金帛，數目豐厚，終生未出，也都是這種妥協政策下的產物。關於用人一事，他在１２８５年與右丞相安童：“此事當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朕自決。”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較開放者，受漢人儒臣尊敬。皇帝還要如此向他開說，可見忽必烈想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遂行自己的政策，經常左右為難，不如我們所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