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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這個名號最早出自東晉名士孫盛所著的《魏氏春秋》，而後開始廣為流傳。從字面來看，“竹林七賢”所展現的是三國時期著名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嵇康，同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和劉伶六位名士，在自己所住的山陽居所旁的竹林裡縱情遊賞的場景。
“七賢”在“竹林之遊”中各抒己見，展現自我的自由狀態，不但成為魏晉文化的象徵，而且對中國文士階層的風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七賢”諸人的事蹟也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
然而，在20世紀40年代，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開始對“竹林七賢”的歷史存在提出質疑。他認為“竹林七賢”的名號是受晉朝時期佛教“格義”風氣盛行的影響，取天竺“竹林精舍”之名加於《論語》“作者七人”，再加上一批文人著書，“竹林七賢”的名號才流傳開來，而“竹林七賢”其實並不存在。陳寅恪先生的質疑，讓本就遙遠的“竹林七賢”的歷史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那麼，“竹林”究竟在何處，“七賢”到底為何人？
1、“竹林”在何處？
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中，關於釋迦牟尼在王舍城迦蘭陀講經園林的翻譯一共有三種：竹園、竹林和竹林園。在“竹林七賢”典故形成的東晉初期，按照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和語言習慣，貴族園林多以“園”命名，因此釋迦牟尼說法處大多被譯為“竹園”，而不是“竹林”。
此外，兩晉之際盛行的佛教“格義”，與“竹林七賢”存在著可類比的共性，但七賢的“竹林之遊”和佛教的“竹園講經”的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是自由的清談飲酒，後者是神聖的佈道講經，彼此並不能構成“格義”。因此，“竹林”因佛教“格義”的杜撰之說並不成立。
既然“竹林”並不是杜撰之說，那麼“七賢”相聚的“竹林”究竟在哪裡呢經過史學家對歷史文獻的分析和實地考察，最終確定“竹林之遊”有兩處，即嵇康的兩個故居：山陽園宅和嵇山別墅。
山陽園宅位於現在河南省輝縣市魯莊與山陽村之間。園宅兩旁均有蔥蘢的竹林生長，南邊有一股常年噴湧的泉水，稱為“竹林泉”。後人在山陽田宅原址修建“七賢祠”，元末又改為佛教廟宇“竹林寺”，如今竹林寺遺址與竹林泉相鄰。
魏晉士人除了擁有經常性居住和經營的園宅，還會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修建遊樂性的別墅，供士人們遊賞自然，縱情于山水。史書中把這些別墅稱為“山墅”。嵇康在距自己居住的山陽園宅西北二十五里處的嵇山便擁有山墅，此處便是“竹林之遊”的第二個處所。嵇山有一個寬三十米、長百米的平緩地帶，有清泉、山溪，風景優美，嵇山別墅便建在此處。後來嵇山別墅被佛教廟宇“百巖寺”取代。“劉伶醒酒臺”“孫登長嘯臺”“阮氏竹林”“嵇康鍛灶”“淬劍池”等“竹林之遊”的古蹟都集中在這一帶。
嵇康的這兩處故居都位於太行山以南的河內郡。由於竹子自古便生長在這裡，甚至作為經濟作物大面積被人工種植，所以隨著漢晉之際莊園經濟的發展，北方計程車大夫在修建風景秀麗、自給自足的莊園時，一般也都要種竹子。嵇康的兩個宅院自然滿園都有竹子，竹林有竹，“竹林之遊”之名可謂名副其實。
至於為何漢晉時期北方士大夫都選擇在河內郡修建莊園，除了此地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和河流之外，還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漢末長期戰亂造成中國北方人口銳減，出現了大量的荒田，這種現象在主戰場洛陽附近的河南、河內郡尤為明顯。
因此當魏國建國遷都洛陽時，由於地廣人稀，官員們多在京畿地區佔田建宅。再加上當時魏國對南方吳國用兵，從皖北壽春到洛水以南地區都被劃為“屯田區”，所以位於洛陽北部、洛水以北的河內郡自然成為戰略後方，官員們也都集中在這裡建造自己的宅院。
2、“七賢”為何人？
“七賢”之名人們雖已耳熟能詳，但包括陳寅恪先生等一些史學家對此仍存質疑，他們認為“七賢”故里各自不同，根本沒機會一同交遊。但其實在曹魏前期，由於九品中正制改變了傳統的鄉里選舉，士人大多離開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陽和京畿地區居住，因此籍貫和“七賢”的實際居住地並無太大關係。
嵇康原籍為譙郡人，但他的父親為曹魏時期的督軍糧侍御史，所以在京畿地區的河內郡山陽建有自己的莊園，嵇康自然也生活在這裡。王戎原籍琅琊，自幼在山陽生活也是因為其父王渾在此地置下園宅，成為嵇康的鄰居。山濤與向秀的原籍分別為河內郡懷縣的小虹橋村和尚村，本就是京畿地區生人，二人的家與山陽園宅相距不過七十多里。沛人劉伶同樣不在原籍沛國居住。他雖然放浪不羈，行蹤不定，但一生基本生活在洛陽與河內一帶。而位於山陽、懷縣相鄰的獲嘉縣的劉伶墓，則佐證了他在河內郡生活。
阮籍住在洛陽城外谷水轉曲東流處，該地也因此得名為“阮曲”，阮籍的侄子阮咸自然也和阮籍同居此地。洛陽與山陽雖然相距二百五十里左右，但當時長住洛陽的達官貴人、文人墨客，最喜歡的便是北上河內，到太行山南麓縱情於青山綠水之間，在山墅裡飲酒清談。因此，洛陽和山陽的距離並不能成為阮氏叔侄參加山陽“竹林之遊”的阻礙。
至於“七賢”是如何相識的，這其中山濤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正始五年（244年），三十九歲的山濤任河內郡功曹。作為負責選拔人才的官員，山濤結交了在河內居住的才子嵇康，而後他又將新識的阮籍介紹給嵇康。
三人在山濤家的一次小聚上相談甚歡，結為知己，這次小聚便成為“竹林之遊”的開端。緊接著三人便介紹各自的好友加入：向秀和山濤故里相近，兩人年少相識，因而向秀自然由山濤介紹；阮咸作為阮籍的侄子，自然由阮籍介紹；王戎得阮籍賞識，也是由阮籍介紹加入“竹林之遊”；劉伶則是因為和嵇康、阮籍二人同氣相求，興趣相投，受二人之邀加入。
3、竹林之遊發生在何時？
“竹林之遊”的時間是目前學術界對於“竹林七賢”存在與否爭論最多的地方，而爭論點在於山濤、阮籍和嵇康都曾在洛陽任職，“七賢”很難有機會同時相聚。但是，從正始八年（247年）起，面對曹爽與司馬懿兩大政治集團的矛盾激化，山濤、阮籍和嵇康像許多不願捲入其中計程車人一樣，相繼從政界退出，回鄉隱居。
從山濤辭官回鄉的正始八年到嵇康被殺的景元三年（262年），“竹林之遊”持續了十五年左右。以嵇康甘露元年至四年（256~259年）離開河內赴河東學道這三年為界，“竹林之遊”可劃分為前期（247~256年）和後期（259~262年）。前期以嵇康、阮籍和山濤為核心，“竹林之遊”的目的是避開洛陽曹爽和司馬懿爭鬥的政治旋渦；後期以嵇康和向秀為核心，目的是消極抵制司馬氏的“名教之治”。
但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竹林之遊”的人員組成並不嚴密。除了“七賢”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名士參加，加上“七賢”中個別人還在為官，因此“七賢”確實鮮有機會能同時相伴交遊。但是經過史學家對史書古籍的分析，發現在正始九年（248年），“七賢”都沒有官職，並且都在山陽，因此“竹林七賢”的故事只有可能發生在這一年。而自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變，阮籍被司馬懿闢為從事中郎之後，“七賢”便再也沒有機會全部相聚于山陽竹林，一同交遊了。
不過，依舊有史學家對“竹林七賢”的故事發生在248年提出質疑。因為“七賢”年齡差異很大，這一年“七賢”中年齡最小的王戎年僅十四歲，不可能參加成人的清談。但其實，根據史書記載，王戎從六歲開始就以超常的聰明才智名揚天下，並且在十四歲時，也就是248年得到年長二十多歲的阮籍的賞識。加上王戎家住山陽，阮籍自然便帶著“神童”王戎一同參加“竹林之遊”了。
4、竹林七賢故事演變
“竹林七賢”的名號產生於東晉，但“竹林七賢”的故事卻發生在魏末時期，三國西晉之際的文獻均不見記載，這主要是和當時嚴酷的政治背景有關。魏末高平陵事變之後，中國歷史走上了長達十六年的魏晉禪代之路。以反抗司馬氏“名教之治”為主題的竹林清談最終以嵇康被殺而衰落。在政治恐怖的環境中，士大夫都不敢執筆為持不同政見者樹碑立傳。
西晉王朝建立後，隨著當年支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的老一代禮法之士退出歷史舞臺，正始時期的竹林名士及追隨者們的地位開始逐漸上升，思想環境相對寬鬆的時代也開始了。晉武帝司馬炎執政時期便開始善待那些葬身於魏晉禪代之路上的玄學名流及其後代。
以晉武帝的逝世為標誌，西晉王朝進入元康時期。此時，除了王戎尚存外，無論是“竹林七賢”的其他六人還是魏末迫害竹林名士的禮法派官員，都已離開人世，魏晉玄學清談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繼正始時期之後的二個高潮。
元康時期竹林名士反禮法的言行和此時玄學放達自由的風格十分契合，再加上王戎的同族王導、王敦輔佐司馬睿建立東晉王朝，王氏家族在士族階層一時風光無兩，於是王戎和其他名士“竹林之遊”的故事便開始在東晉初期廣為流傳。
《世說新語·文學》中另有一篇關於“竹林七賢”的描述。在這篇故事裡，東晉文學家袁宏完成他的著作《名士傳》之後，有一次見到名臣謝安。謝安看過《名士傳》裡有關於“竹林七賢”的介紹，便笑著回答他對袁宏講的江北“竹林七賢”的故事都是玩笑話，卻沒想到被袁宏寫成書。
“竹林七賢”的名號出自東晉名士孫盛所著的《魏氏春秋》。西晉永嘉三年（309年），孫盛十歲時渡江南下，到東晉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已經成年，屬於東晉第一代名士，比江左出生的第二代名士謝安年長了二十歲，因此，“竹林七賢”起於謝安說無法成立。
那麼，謝安為什麼說“竹林七賢”的故事是自己瞎說的呢？
陳郡謝氏是魏晉時期後起的家族，在東晉初期還沒有很大名望，直至謝安出山後家族勢力才漸漸興盛起來，到淝水之戰聲望達到極盛，成為可以與久負盛名的琅琊王氏相媲美的高門大族。王、謝兩大家族本來一直通婚，關係甚好。但王氏子弟以門第驕人，輕慢雖是後起但已顯赫的謝氏家族。謝氏家族對此難以忍受，最終導致王珣兄弟與謝氏離婚，兩大家族關係破裂。因此，謝安對“竹林七賢”的名號和故事發出質疑和貶抑便可以理解了。
而作為第一個提出“竹林七賢”名號的孫盛，雖然一直以來在琅琊王氏的政敵庾亮手下任職，但他經常參加王戎同族——王導等人舉辦的清談會。史書中雖然沒有記載孫盛和王導的關係，但從孫盛在王氏和庾氏兩大家族的鬥爭中對王氏的友好態度，以及與東晉中興名士密切交往，打聽前朝故事來看，孫盛憑空杜撰“竹林七賢”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雖然“七賢”同遊竹林的時間很短暫，甚至很有可能只有一次共聚，但這一剎那由於特殊的時代因緣，“竹林七賢”作為魏晉清流名士的象徵，不僅在歷史的記憶中定格，也在中國文化的版圖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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