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去世，享年８７歲。我們對他懷著深刻的悼念。
頡剛先生，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歷史地理和邊疆地理上有新的發展。
頡剛先生把他和別人研討古史的論述，編成《古史辨》八冊。他在１９２０年就開始作考辨古史的工作。後來他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說，這個觀點包含了三個意思。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至少能知道東周的夏商史。
頡剛先生按照他對於古史記載的基本觀點，認為必須打破關於古史的一些傳統說法。
（一）要打破中國古代民族原來只有一個的觀念。他指出自春秋以來，大國攻滅小國多了，疆界日益擴大，民族日益併合，種族觀念漸淡而一統的觀念漸強，於是許多民族的始祖傳說，亦漸漸歸劃到一條線上，有了先後君臣的關係，《堯典》、《五帝德》、《世本》諸書就因此出來。中國民族是否原來就是一個，這須俟後來地質學及人類學上有確實的發現後，才能論證；但對現在所有的牽合混纏的傳說，是不當承認的。他認為，對於古史應當依照民族的分合為分合，尋出他們的系統的異同狀況。
（二）要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他說，中國的統一始於秦，中國人民的希望統一始於戰國。在戰國以前則只有種族觀念，並無一統觀念。他認為，對於古史，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看做古代列國早就如此的地域。
（三）要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他認為，古人對於神和人原沒有界限，所謂歷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話。自春秋末期以後，諸子奮興，把神話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他認為，對於古史應當依那時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為史，考出一部那時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時以前的政治史，因為宗教是本有的事實，是真的，而政治史是後出的附會，是假的。
（四）要打破把古代看作黃金世界的觀念。他認為，古代的神話中人物“人化”之極，把古代說成了黃金世界。其實關於古代的某些觀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沒有的。戰國期間的政治家，要用古王去壓服今王，於是把古王的道德功業說得高到極頂，好到極處。他認為，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黃金世界原是戰國後的學者造出來給當代君王看的。
頡剛先生認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統，主要完成於從戰國到西漢的儒家之手，儒家經典《尚書》是確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一古史系統的首要典籍。他認為，要有效地摧毀後人編造的古史系統，必須摧毀《尚書》的經書地位，驅散它本來面目上蒙著的迷霧。頡剛先生一生把很大力量放在對《尚書》的整理、研究上。１９２６年在中山大學時，開了“《尚書》研究”課，編了《〈尚書〉講義》和《〈尚書〉學參考材料》八巨冊。後來到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也開了“《尚書》研究”課，編《〈尚書〉研究講義》五種，又編了《尚書文字合編》、《尚書通檢》、《尚書學討論集》等三種。解放後，他計劃對《尚書》作更系統、精密的整理。１９６２年發表了《〈尚書·大誥〉今譯（摘要）》。近幾年，他老當益壯，在有關助手的配合下，連續發表了《尚書甘誓校釋譯論》、《盤庚三篇校釋譯論》、《尚書湯誓校釋譯論》、《西伯戡黎校釋譯論》。
本來，《尚書》作為我國最古的一部文獻史料，除了有紛擾了兩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這一主要問題外，還與這一問題交錯地存在著如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原有的難懂的真檔案中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一是後來出現的偽檔案以假亂真的問題。經過前人不斷的探求，特別是宋以後的努力，到清初就比較完滿地解決了偽古文的問題。而儲存在偽古文字中的今文二十八篇，直到清末的今文家，都認為是完全可靠的真檔案。從清代中葉以來，另有一些踏實的學者則對二十八篇進行探索，勤加校勘、考訂，又從文字、內容各方面進行研析，成績遠遠超過前人。近人在清人成就的基礎上，又接受了西方學術影響，加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就，以及有關新材料的出現與增多，使《尚書》研究出現了新成績。頡剛先生總結了前人的成果，並繼續前進，在《尚書》的研究工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還《尚書》各篇史料以原來真面目。他指出今文二十八篇並不完全可信。其中，有偽造檔案，就是稱為《虞夏書》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他認為這是戰國儒家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與墨家競相塑造古史，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先王堯、舜、禹，就偽造了這三篇偽“虞夏書”。《堯典》和《皋陶謨》把堯舜等人說成是理想的聖人，做出很多美政，使人們只覺得美好的堯舜盛世早存在於遠古，要大家一心向往儒家所指出的黃金時代。《禹貢》是戰國時期走向統一前夕的總結性的地理記載，把當時七國所達到的區域算做天下，然後根據自然地理來劃分區域，把各州特產作為貢物，並據土地肥瘠來決定各州田賦的等次。這是對當時實際地理作的一個理想模式。《禹貢》本來是當時一篇可貴的地理學傑作。但儒家把它編派成大禹時代的作品，把禹加工美化為繼堯舜後的一個聖王。頡剛先生以充分論證揭發了這些情況，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家利用《尚書》編成的古史系統。
頡剛先生蒐集、積累了有關《尚書》的豐富資料，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的《〈尚書·大誥〉今譯（摘要）》，是對《尚書》按篇進行校釋整理的試作，也是他研究、整理《尚書》的樣本。這篇作品的特點：（一）把校勘、考證、訓解、章句和譯述，有機地綜合起來，組成一個研究體系；（二）據廣泛蒐集的材料，從事校釋，吸收各方精華，豐富《尚書》學內容；（三）打破經學史上門戶之見，擇善而從，並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發展，不囿於一隅一格；（四）把各種問題的專門探索同《尚書》的一般研究結合起來，使專門知識和特殊材料為作好校釋提供條件；（五）從歷史角度進行考索，以求全面地、具體地弄清楚《尚書》各篇的歷史背景和史事脈絡。頡剛先生的這種方法，為史學著作提出了一個新的體例。
頡剛先生對史學的見解，幾十年來在史學界有廣泛的影響。他對《尚書》的整理，仍當有人繼承下去，按照他的辦法完成這個工作。
頡剛先生在１９２２年考辨古史的時候，也開始了對歷史地理的研究。他研究《尚書》，特別注意《堯典》和《禹貢》，而《禹貢》是我國最古的地理書。他認為，儒家運用這兩篇，一說帝統和制度，一說地理和貢賦，從而構成古史的重心。他所編的《尚書》講義五種，其中就有三種是專研究《禹貢》的，有兩種是專研究《堯典》的。他感到《禹貢》的問題太多，牽涉到中國古代全部地理，必須深入研究，才能把問題搞清楚。１９３３年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開了“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課，對《禹貢》及有關各篇進行詳細研究。１９３４年，他同譚其驤先生以禹貢學會的名義創辦歷史地理學專業刊物《禹貢》半月刊，１９３５年正式成立禹貢學會。半月刊出到第七卷第十期，共出了八十期。七七事變後，半月刊被迫停刊，學會停止活動。抗戰中他撰寫了《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解放後，頡剛先生與章巽先生合編《中國歷史地圖》。近年，發表《古代中原與四川的關係》及《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均有新意。
頡剛先生的治學法有創造性，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一個方面，是來源於我國史學傳統懷疑派的疑古思想。他自述“我的學術工作，開始就是從鄭樵和姚、崔兩人來的。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恆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則啟發我作學問要融會貫通，並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於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頡剛先生曾著有《鄭樵著述考》，標點了鄭樵的《詩辨妄》，整理了《崔東壁遺書》，又標點了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從這些工作中可以看出，頡剛先生所受到的學術上的啟發。他又自述，在這方面又受到胡適和錢玄同的啟發和幫助。我看，更全面地說，恐怕應該說是，由於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第二個方面，是乾嘉考據學的繼續和發展。他特別推崇王國維，他說：“數十年來，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適的來往甚密，受胡適的影響很大，而不知我內心對王國維的欽敬和治學上所受影響之深。”第三方面，是道鹹以來經世致用的思想的繼續和發展。他研究邊疆地理，是一個很顯著的表現。他起草的《禹貢學會邊疆研究計劃》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來。最後一個方面很值得提出的，是他善於從所接觸的某些事物中，找出相互間的聯絡，並應用到學術上來。他對於古史的根本論點，就是在看戲過程中得到啟發。他看到同一個故事，在這個劇目中這樣說，在那個劇目中那樣說，都不一定符合歷史實際，因而他想到，古史原來是會變的。他又從民間傳說裡看到同樣的故事，一個時代一個說法，一個地域一個說法，傳來傳去就會面目全非。他從戲劇和傳說中看到的這些情況，啟發他和支援他對於古史提出了這些看法。這一點經驗，對於研究學問很有用處。一個學者要從各個方面吸取營養，才能使他的成就更為豐富。
頡剛先生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是一個有創見、有成就的歷史學家，在國內外享有相當的聲譽。他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學術方面的遺產，我們悼念頡剛先生，要很好發揚他那種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研究精神。
人民日報1981年2月19日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