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可笑的叛亂背後，是一個可笑的帝國。

公元1813年9月15日，兩百名天理教徒潛入京師，準備攻打紫禁城。

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支，這批教徒大多是京城附近的窮苦農民，聚在一起想要推翻皇帝。他們找到了幾個宮中信教的太監，打扮成行商，準備在內應的帶領下突襲皇宮。

就是這麼一群毫無戰鬥力的烏合之眾，居然成功突破了禁軍的防禦，一路殺到了養心殿。

多虧皇子旻寧（即後來的道光皇帝）臨危不亂，以鳥銃擊斃了兩個衝在最前面的頭領，這場滑稽的叛亂才被定。

周星馳電影《武狀元蘇乞兒》中的反派趙無極，其形象正來源於天理教。

皇城是封建王朝絕對的心臟地帶，變亂一旦在皇城發生，往往標誌著君主已經喪失了對國家機器的掌控能力。

比如玄武門之變前夕，一千多個支援李世民的囚犯被人帶著大搖大擺地殺向玄武門，李淵竟對此懵然不覺；梃擊案中，農民張差拎著一根木棍衝進東宮，差點傷了太子，萬曆卻不得不將證人秘密處死，全不想追查此事。

與上述的兩次變亂相比，嘉慶年間的這起案子更加離奇。

囚犯們衝擊玄武門有權勢熏天的秦王撐腰，梃擊案背後也有鄭貴妃的身影。

可這些天理教徒不過是找了幾個信教的太監做內應，他們憑什麼能衝進防衛森嚴的皇宮呢？

說來簡單，因為嘉慶年間紫禁城的安保水平實在太過低下。

在清代，只有八旗子弟有資格擔任紫禁城警備。這些滿族的權二代們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太平日子，早就不復曾經的勇武彪悍。

雖然禁軍在皇城安保上有極為嚴苛的審查規定，但懶惰的八旗兵在實際執行時往往睜隻眼閉隻眼，只要給夠“例錢”，哪怕刀劍都可以帶進宮中，甚至還出現過老百姓賄賂守衛，溜進御花園盜伐林木來給自己蓋新房這種荒唐事。

禁軍的翫忽職守給天理教徒舉事提供了便利。

當天他們偽裝成販賣棗子的客商來到西華門外，然後掏出暗藏的兵器突然發難，西華門守軍全無戒備，竟被六十多名天理教徒衝破了封鎖。當時的步軍統帥策凌在聽到西華門失守時，連衝進皇宮的暴徒數量都沒搞清，就急匆匆地備好了馬車準備和老婆孩子一起逃跑。

在天理教攻打紫禁城時，嘉慶正好在承德舉行木蘭秋獮，不在紫禁城中。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嘉慶朝皇城第一次出現治安問題了。

早在嘉慶四年，有一個叫陳德的廚子因為失業難以過活，便帶著尖刀混進皇宮，想要行刺皇上以求一死。當時嘉慶身邊的一百多個侍從竟無一人上前攔阻，要不是定親王綿恩纏住了刺客，嘉慶差點就做了刀下之鬼。

皇城接連生變，向來有涵養的嘉慶也繃不住了。

在叛亂被平定的第二天，他釋出了一篇措辭激烈的《遇變罪己詔》。嘉慶對紫禁城的變亂大惑不解，說朕“力行節儉，永杜貢獻”，也算個勤儉的皇帝，怎麼就有那麼多暴民想讓朕死呢？

他把矛頭對準了滿朝文武，撂下一句氣話“諸臣若願為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為國，竭力盡心，切勿屍實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情緒委屈至極。

在專制社會中，皇帝的施政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民生好壞。老百姓被逼到刺殺皇帝、攻打皇城的地步，嘉慶本人似乎難辭其咎。

他真得像自己說的一樣勤政愛民嗎？

這還真是實情。雖然光論才幹，嘉慶比不上天資卓越的父親和爺爺，但以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來說，他絕對算是個仁君。

第一，他打倒了鉅貪和珅，自己也以身作則，反對奢侈鋪張，大力整頓吏治。

在嘉慶四十歲生日時，有官員上表請求給皇帝辦法事慶生，結果馬屁拍到了馬蹄上，嘉慶大發雷霆，痛斥其只知逢迎上意，將他的官位一擼到底。

和珅像

第二，他廢除了文字獄。

乾隆大興文字獄，使當時的文人士子人人自危，百官噤若寒蟬。為了開啟言路，嘉慶皇帝為乾隆年間的多起冤獄平反，赦免了眾多思想犯的後代，承認父親在處理文字獄時“情法失常”，這在極重孝道的清朝可以說是了不起的善政。

第三，他也很關心民生疾苦。

嘉慶曾發諭旨嚴禁大臣向他進獻古玩玉器，說這些寶物都是取自民膏，有害無益。不久有大臣上奏說，地方按例進貢的玉石已經在運往京城的路上，不知該如何處置。嘉慶立即下令：“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可見其撥亂反正的決心。

這可真是嘖嘖怪事。既然嘉慶勤政愛民，百姓又為什麼會活不下去呢？

因為清朝的病，早就不是靠皇帝奮發圖強就能治好的疥癩之疾，而是系統性的癌變。

一方面，中國的官僚政治發展到清代，貪官們已經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嘉慶親政後大搞懲貪運動，全國十一個總督被他罷免了六個。可勢頭過後，地方貪腐如舊，甚至出現了謀殺監察官員的事。

嘉慶十二年江蘇大水，李毓昌受命監察淮安地區賑災的情況，被當地知府、知縣買通僕人，用砒霜加以殺害。兩江總督鐵保公然為案犯開脫，說李毓昌自己飲食不慎中毒。可見嘉慶的反貪風暴落到地方，早已變成了溫和的毛毛雨。

另一方面，迅速膨脹的人口數量使清王朝治理基層的難度遠超過往。

在乾隆晚年，中國的人口數量已經暴漲到3億人。這一數字是唐太宗時的7倍，唐玄宗時的4倍，宋仁宗時的3倍。雖然康熙規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哪怕在盛世中也填不飽肚子。

嘉慶元年，白蓮教在河南起義，此後迅速席捲江北。

現實生計難以維繫，他們只得訴諸精神上的解脫。清朝的宗教結社興盛，白蓮教、太平天國起義風起雲湧，其根源就在於人口的激增。

這，顯然已經不是皇帝個人所能解決的問題了。

在天理教徒起事後，嘉慶就像變了個人。他曾經懷著滿腔熱血向父親的弊政宣戰，想要挽狂瀾於既倒，但紫禁城之變讓他累了、乏了。

他決策時開始照搬列祖列宗在《實錄》中的慣例，告誡官員們要講“良心”，甚至抨擊王安石、張居正的變法，完全失去了戰鬥的意志。

嘉慶終於向父親、向官僚集團投降了。志在中興的仁宗睿皇帝帶著中衰的評價結束了悲劇的一生，而他苦苦維繫的清王朝，也就此失去了一切轉危為安的可能。

隨著中國人口數量超出土地的承載力，馬爾薩斯陷阱終於在清朝爆發。嘉慶竭力想要透過個人的努力拯救國家，最終還是沒能挽回清朝中衰的局面，這也驗證了個體的力量在歷史發展中的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