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

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後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麼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敗後的廣州，並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敘的優敘，升官的升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為負責這次戰役的奕山，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

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

然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敗仗，又公然違旨。

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靖逆將軍”不是“撫遠將軍”。他只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言和）。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為此，皇帝下令調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作軍費。這次戰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任兩廣總督祁貢，一共五位大員。道光皇帝決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見一斑。

可惜事與願違。“英夷”不但沒有被“一鼓盪平”，清軍反倒一敗塗地；“夷酋”不但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親自出面談判，而且開出的價碼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駐紮在廣州城外200裡處。最後的結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開條件，還提前兩天繳清了600萬元的“使費”，總算是從英軍的炮口下“贖”回了廣州城。至於兩國之間恢復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話下。

停戰是違旨的，談判是違旨的，同意通商也是違旨的，賠款就更是喪權辱國，然而卻獲得了嘉獎，天底下哪有這樣的荒唐事體，又哪有這樣的糊塗皇帝？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謊。

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掛的5月26日，奕山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摺，歷數清軍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功”，宣稱擊沉、焚燬英軍輪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戰協定達成9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後，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只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不敢滋事”。其實所謂“商欠”，就是那600萬元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則早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贊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只不過道光皇帝還矇在鼓裡而已。於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該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現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這個結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盪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願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進爵之理？

同樣，謊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又豈有不競相撒謊之理？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爭史上，我們很難找到完全不撒謊的清廷官員和將領。兩廣總督鄧廷楨撒謊，兩江總督伊里布撒謊，欽差大臣琦善撒謊，參贊大臣楊芳也撒謊。楊芳官居從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戰功赫赫的清代名將，然而一到廣州就撒謊。而且，對英軍作戰毫無“果勇”之處，對皇帝撒謊卻“果勇”得驚人。一隻送照會的小船被手下發炮擊回（純屬誤會），竟被他誇張為“擊沉英三板船兩隻，擊斷英大兵船主桅一根，擊斃英軍多名”的大勝仗。當然，楊芳的撒謊，和奕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結果，最敢撒謊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撒謊水平次於奕山的楊芳“革職留任”（原因在於多少講了點真話）；相對誠實的林則徐（基本不撒謊）和琦善（後來才撒謊）處分最重，──林則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斬監候（死緩）。這可真是誰不撒謊誰倒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