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肅人田五、張文慶發動了一場規模較大的起義。他們在通渭縣修築石峰堡作為根據地，製造器械、旗幟，貯蓄糧食，招兵買馬，日漸壯大，達到了3萬多人。他們多次打退清軍的進剿，數次擊敗陝甘總督李侍堯及甘肅提督剛塔所部清軍，擊斃西安副都統明善，還一度攻佔了通渭縣城。

當時，通渭縣的知縣叫王慺。王慺是一名進士出身的官員，知書識禮。但是，當起義軍大舉進攻通渭縣城之際，王慺既不能有效組織抵抗，守住縣城；又不能在城破後自殺殉城，而是在混亂之中躲入倉房，留得了一條性命。其後又嚇得割掉鬍子，打扮成普通老百姓，乾脆逃跑到了鄉下躲避。

在這危急關頭，清廷從各地調集重兵，在首席大學士、軍機大臣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率領下，前往甘肅。阿桂、福康安率領3萬多清軍，經過1個多月激戰，終於擊敗了起義軍，收復了通渭縣城。這時候，王慺才膽戰心驚地回到縣城。

作為通渭縣的最高級別官員，王慺的表現讓人大跌眼鏡。相比較而言，他甚至還不如手下的低級別官員。

典史溫模在王慺逃跑之後，沒有跟著逃跑，而是挺身而出，召集士兵和城中壯健的男子，組成一支隊伍，登上城牆，抵抗田五等人的進攻。可惜，由於敵眾我寡，縣城最終陷落。溫模見大勢已去，也沒有投降，而是毅然自縊殉國而死。

告休在籍的知縣李南暉，雖然已經75歲高齡，但他沒有退縮，率領次子李思沆、侄子師沆均等人，召募壯夫150多人協助守護城池，向下面拋擲大石。當城池被攻破後，他們又在街巷之間與起義軍作戰，全軍覆沒，與子侄同時殞命。

田五、張文慶起義平定之後，阿桂、福康安聯名上奏，向乾隆皇帝詳細敘述了通渭縣知縣王慺臨陣脫逃，以及溫模和李南暉奮起抵抗，壯烈殉國的事蹟。對溫模和李南暉之死，乾隆皇帝非常感動，將溫模追“贈府知事，加知縣銜，旋晉道（臺）銜”，進入昭忠祠；將李南暉以知府之儀葬祭，贈太僕寺卿從三品，供昭忠、鄉賢祠。

溫模的官職很低，為典史。典史是知縣下面掌管緝捕、監獄的屬官，屬於未入流（九品之下）的文職外官；李南暉也僅僅是一名已經退休的知縣。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絕無可能得到進入昭忠祠的待遇。一般能在死後進入昭忠祠的，都是內閣大學士、總督巡撫、六部尚書等位高權重的大人物。現在，乾隆皇帝給與他們進入昭忠祠的待遇，這種情況在整個清朝都極為罕見。

對於臨陣逃脫的王慺，乾隆皇帝怎麼能夠輕易放過去呢？

乾隆皇帝向來非常痛恨不守臣節者。事後。他專門下了一道諭旨，命阿桂等人把王慺從甘肅千里迢迢押到承德避暑山莊（那時候乾隆皇帝正在避暑山莊休假）。王慺被押解到承德避暑山莊後，首先由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進行審訊，取供詞進呈給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御座前設下刑具，對親自王樓施以酷刑，用《清高宗實錄》的話說，是“朕復親行廷鞫，加以杖夾，令其羞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乾隆皇帝親自審訊王慺，命人給他上了夾棍，打了板子，親眼看著他在自己面前痛得死去活來，方解心頭之恨。

由於證據確鑿，罪行清楚，王慺對於各種控狀無話可說，全部認罪。於是，乾隆皇帝下令將他處死，“速正典刑，以彰國憲”。

乾隆皇帝還餘怒未消。他下詔痛罵了王慺一番：“此等貪生忘義之徒，即身受重闢，尚不足蔽辜。”他還下令：“其（王慺）子孫如有業經出仕，及現為舉監生員者，俱著即查明斥革，永不許登仕版。”這就是說，王慺子孫中如果有獲得舉人、監生、生員等功名的人，一經查明，立即斥革功名，永遠斷絕他們透過科舉考試製度進入官場的道路。十年寒窗苦讀的努力，因為王慺的臨陣逃脫行為而付諸東流。

這種做法，未免也太狠了吧？

乾隆皇帝還告誡大臣，忠心辦事：“朕辦理庶政務秉大公。其能死事者，必優予恤蔭、恩及後嗣。而於遇賊恇怯、畏死幸生之徒，則不但本身重加懲治，並且罰及子孫。所以勵名節而正官方，刑賞俱視其人之自取。”就問你怕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