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北宋皇帝的“御賜陣圖癖”。
這種癖好最早始於宋太宗。其兄宋太祖趙匡胤戎馬出身，知道戰場形勢多變，遙控指揮無法及時應對，須給予前線將領相當程度的自主決策權，故基本不幹這種事。如趙匡胤命曹彬擔任主帥進攻南唐時，不但沒有賜授陣圖，還賦予了曹彬處分包括副帥潘美在內所有將校的權力。現存史料中，可以說完全找不到宋太祖向前線將領賜陣圖的記載。
宋太宗則不然。
按常理來說，宋太宗缺乏戰爭指揮經驗，本應更加倚重將領的專業素養，減少對前線指揮的干預。事實卻恰好相反，宋太宗極為喜歡干預前線指揮，干預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向前線將領“賜陣圖”，也就是將自己製作好的作戰陣型交給前線將領，命他們與敵軍交戰時須依指示排兵佈陣。
據史料記載，最晚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就已經開始玩“以陣圖授諸將”的遊戲。到雍熙四年（987），這場遊戲達到了巔峰，其標誌性事件是宋太宗製作出了一張空前絕後的“平戎萬全陣圖”。他將潘美、田重進、崔翰等將領召來，“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搞了一次規模龐大的紙上談兵。
所謂“平戎萬全陣圖”，顧名思義是要用來對付遼國軍隊。《武經總要》裡記載有該陣圖的樣式，如下圖所示：
平戎萬全陣圖
可以看到，該陣分為前鋒、殿後、中軍、左翼、右翼五個部分。核心是中軍，由三個大型方陣組成。按宋太宗的設計，這些方陣的邊長為五里，周長是二十里。三個方陣的間距是一里。三個方陣共配備戰車四千三百二十輛，配備士卒十一萬零四十人。加上左右翼各一萬騎兵，前軍與殿後各五千騎兵，
整個“平戎萬全陣圖”的總寬度超過了二十里，須配備十四萬餘人才能運轉
。說它空前絕後，一點都不誇張。
稍有冷兵器時代軍事常識者，皆能看出宋太宗此陣荒謬絕倫。首先，戰事展開之前，前線將領必須先找到一塊長與寬皆超過二十里的平地（實際上還不夠，還得給敵軍留出部署的空間），將這塊平地上的石頭、樹木都掃掉，溝溝坎坎也都填平。其次，前線將領必須找到一種辦法，可以將作戰指示傳遞給十四萬大軍的每一個基層作戰單位，以保證其運作整齊劃一，不破壞整座戰陣的形態。在沒有無線電、沒有電話手機的時代，很難想象前線將領能夠做到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今人翻遍史料，只能見到當年的臣僚們歌頌宋太宗此陣威武霸氣，卻找不到此陣曾被實際用於戰事的記載。
“平戎萬全陣圖”雖然止於紙上談兵，宋太宗創造性設計的其他中小型陣圖，卻曾實實在在被用於具體戰事。因為宋代將陣圖視為軍事機密，所以今人無法確知宋太宗究竟設計過多少陣圖，以及這些陣圖是什麼樣子。但可以確定的，宋太宗的陣圖往往不切實際，給前線將領的指揮作戰普遍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比如太平興國四年的宋遼滿城之戰中，宋太宗“賜陣圖，分為八陣”，前線將領不敢違逆聖意，只能按御賜陣圖排兵佈陣，結果發現各陣之間空隙甚大，“陣去各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志”，陣和陣之間相差百步之遠，士兵們認為這種搞法會讓彼此難以互相救援，全都心懷恐懼沒了鬥志。一線將領趙延進為此去找主帥崔翰，說“今敵眾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敵軍人多勢眾，我軍卻星散佈陣，必然要糟大糕，“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須將部隊重新集結合力到一處，才能與敵軍決戰。崔翰久經戰陣，自然知道趙延進的主張是對的，但他也知道宋太宗的旨意違逆不得，只能回覆趙延進：“萬一不捷，則若之何？”——拋棄皇帝的御賜陣圖已是大罪，按你的辦法佈陣萬一也沒打贏，那咱們可怎麼辦？趙延進熱血衝腦回復說：若戰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我趙延進承擔全部責任絕不牽連主帥。話說到這個份上，崔翰無奈，只能同意趙延進的主張。結果是：放棄了御賜陣圖之後，宋軍“三戰大破之”，贏下了滿城之戰。
宋太宗像
宋太宗知不知道御賜陣圖對戰事有害？
其實他是知道的。即便登基初年因缺乏戰爭指揮經驗而認知不足，到了他的統治中晚期，御賜陣圖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已顯露得相當充分，成了朝堂之上屢被提及的問題。經常聽到這類批評意見，宋太宗不可能意識不到御賜陣圖的危害性。比如右諫議大夫田錫曾上奏宋太宗稱：
“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
這些話，是在很明確地批評宋太宗過度干預前線將帥的軍事指揮。動不動就給他們下詔，指示他們採取何種戰略戰術，動不動就御賜陣圖，要求他們照本宣科。前線將帥遵旨吧，指揮就脫離實際了；自行判斷決策吧，又犯了違逆聖旨之罪。這樣搞，仗是打不贏的。
宋太宗聽得懂這些話，也能理解這些話裡那些淺顯的道理。但他拒絕改正，因為他關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曾對親近之臣偶露心跡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
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
。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朝臣們批評宋太宗動不動就御賜陣圖，搞得前線將領在對外戰爭中無所適從，經常慘敗而歸；殊不知，在宋太宗的
關心度序列
裡，外憂只能排在第二位，內患才是他最警惕的事情。而所謂內患，主要就是不能讓軍事將領有太多的自主決策權，不能讓軍事將領建立過大的功勳——北宋以陳橋兵變建國，本就長期致力於嚴防軍隊將領梅開二度；宋太宗以不光彩的手段取得帝位，軍中也曾發生過擁戴宋太祖之子為帝的風波。所以，他最擔憂的事情便是前線將領不受節制並立下戰功。
飽受群臣詬病的“授以方略”和“賜與陣圖”，恰好可以解決宋太祖的這些擔憂。一方面，這是檢驗將領忠誠度（其實就是聽話程度）的好辦法。另一方面，如果將領在前線打了勝仗，功勞只能屬於皇帝，因為方略與陣圖是皇帝提供的；如果打了敗仗，責任當然是將帥們的，因為總能找到理由給他們扣一頂沒有百分百靈活執行皇帝指示的帽子。這種惡劣用心前線將領們自然也心知肚明。反覆衡量利害後，將領們必定普遍選擇機械照搬皇帝的指示，因為照搬指示雖然大機率打敗仗，卻意味著忠誠度可靠。相比打敗仗，皇帝更在乎忠誠度。所以像趙延進那樣的將領，在宋太宗時代是絕對少數。
宋太宗之外，他的兒子宋真宗、孫子宋仁宗，也都是嚴重的“御賜陣圖癖”患者。
宋真宗生長於深宮之中，是個毫無戰爭指揮經驗的人。可是，據史料記載，他御賜陣圖的頻率極高。鹹平二年（999），他“內出陣圖示（王）超等”；鹹平三年（1000），他“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鹹平四年（1001），他“出陣圖示宰相”；鹹平六年（1003），他“出陣圖示輔臣”；景德元年（1004）八月，他“出陣圖示輔臣”；同年十一月，他又“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
朝堂上的批評之聲當然也很多。早在鹹平二年，京西路轉運副使朱臺符就上奏宋真宗說，“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動不動就給將領御賜陣圖，動不動就給將領下達戰略戰術指示，是我大宋軍隊動不動就一敗塗地的主因。與其父宋太宗一樣，宋真宗也將“內患”排在了“外憂”之前，所以對這些批評意見，全都置若罔聞。
宋真宗像
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進入和平共存狀態，宋真宗轉向享樂，不再頻繁御賜陣圖，頗消停了一段時間。至宋仁宗時，與西夏的戰事開啟，“御賜陣圖”也再次流行。比如康定元年（1040），宋仁宗“御便殿閱諸軍陣法”；慶曆五年（1045），“御邇英閣……出陣圖數本”；至和元年（1054），又“賜邊臣御製攻守圖”……
此外，宋仁宗還號召發起了一場“群臣踴躍獻陣圖”的大型活動。可惜的是，雖然自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文武官員向朝廷提交了自己設計的陣圖，也有很多官員得到了獎賞，卻鮮少能見到有陣圖能在戰場上發揮正面作用。反倒是一些反面案例留存了下來，比如將領葛懷敏曾向朝廷獻陣圖，後在定川砦之役中被西夏軍隊包圍，敵軍在戰場上公然嘲諷葛：“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耶？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你不是獻過陣圖的很厲害的人嗎？現在被我軍包圍了，你要怎麼辦呢？
同樣，宋仁宗時代的朝堂之上，也有許多批評之聲。比如晏殊曾上奏“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請求不要再派太監去軍隊中做監軍，也不要再向前線將領御賜陣圖。
王德用的父親王超是宋真宗時代的將領，他以父輩的慘痛教訓為例，也上奏批評說：“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
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
，以致屢敗”——因為真宗皇帝動不動就御賜陣圖給前線將領，然後前線將領又不敢抗旨不遵，結果就造成了前線部隊無法互相配合、也不願意互相救援的怪現象。無法配合，當然是因為各自都得死守著皇帝的指示；不願相救，則是因為知道其他將領大機率也會死守著皇帝的指示按陣圖辦事，只要按陣圖辦事，大機率就要戰敗，去救援的者也會將自己置身險境。王德用的這些話很實在，因為在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的望都之戰中，他的父親王超，便坐視另一位將領王繼忠戰敗被擒而沒有去救援。
再往後，宋神宗嘲諷過宋太宗式的御賜陣圖，說這種搞法必須敵我雙方提前預約好日期和戰場，然後派人將戰場整頓修理一番，才能按陣圖排兵佈陣打一仗，根本是不可行的。但神宗本人其實也是陣法愛好者，他曾下詔讓人圍繞著唐代將領李靖的兵書，去研究已經失傳的諸葛亮八陣法，最後在熙寧八年（1075）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荊家陂”，正式宣佈研究成功。
上有所好，下面的人自然就會投其所好。於是，神宗朝再次掀起了文臣武將獻陣圖的熱烈運動。宋神宗本人也與先祖一樣，再次走上了向前線將領“御賜陣圖”的老路。如熙寧五年（1072），他給王韶賜了御製的攻守圖；熙寧七年（1074），他向河北前線賜了御製的攻守圖二十五部。這還不夠，史料記載，每當有戰事發生，宋神宗就會進入到晝夜不睡覺的狀態，“邊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叮嚀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之外，上自節制，機神鑑察”——不停地看邊關送來的奏報，不停地寫手札去指揮前線將領，不停地向他們詳細傳授戰略戰術，千里之外的事情全在神宗的控制之下。
自宋太宗至宋神宗，皇帝們皆是這般搞法，北宋軍隊的戰績當然不可能好到哪裡去。（作者丨馬佳秦 編輯丨吳酉仁 來源：騰訊新聞）
參考資料
［1］漆俠：《宋太宗與守內虛外》，收入《宋史研究論叢》第三輯。
［2］汪聖鐸：《試論北宋前期過度集權及其影響》，收入氏著《宋史探研》。
［3］陳峰：《“平戎萬全陣”與宋太宗》，《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周榮、王路平：《北宋中期的陣法與陣圖及其武學思想》，《炎黃文化研究》第11輯。
［5］周榮、朱利民：《北宋仁宗時期的陣與陣圖》，《唐都學刊》2010年第5期。
［6］王路平：《宋神宗時期的八陣法與陣圖》，《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