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日，丹陽三城巷村的南朝陵墓石刻群處，發生了一起違法私拓事件，涉事師生所拓印的石刻涉及南朝皇帝、王侯的石獸、墓碑，都屬於比較珍貴的石刻文物。

此事一經報道，立即在網路之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有人不禁疑問，為什麼這些師生不去選擇同時期的私碑、石刻拓印學習，卻偏偏要打這些國家級文物石刻的主意呢？

私拓文物屬於違法行為，但從歷史研究角度來看，涉案人員選擇這些文物拓印，除卻一些主觀原因外，應該還有一個客觀原因，那就是該時期的墓碑、石刻，確實不多。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談一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碑禁制度，正是因為這個制度的實施，才使得該時期的厚葬行為、墓碑石刻大為減少，也讓後世一些研究當時碑文、石刻的學習活動，大多隻能借鑑那個時期皇帝、公侯們的墓碑、石刻。

讓我們一起走近歷史，近觀中國碑制的歷史沿革，來共同瞭解那一段特殊的碑禁時期。

中國的碑文化

一、最原始的碑

宮必有碑，可以使日影，引陰陽。——《儀禮。聘禮》。春秋

春秋時期碑的概念與後世不同，但那時的“碑”更多是用來指代一根豎起來的石條，而這根石條的用途卻是非常多樣，比如像日晷一樣辨別日影；樹立在墓穴當中，用來引棺下葬；還有樹立在宮廟門旁邊，用來栓綁牲口等，可以看出當時“碑”的實用性很強。

二、東漢時期的碑

到了東漢時期，“碑”的形象和用途已經漸漸開始發生轉變，記功頌德、刻碑銘頌成為了碑身的承載內容，藉助石碑的凝固，傳於後世，立碑於是就成為了世人喪葬的一種喪俗。

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謂之碑也。——《釋名。釋典藝》。劉熙。漢

從臣子追述君父之功，到樹立於墓穴之前的生平記錄，東漢時期，為墓主記功頌德的碑刻漸漸成為了當時營喪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而碑刻的興盛恰恰正是當時社會崇尚厚葬之風的一個縮影。

一、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事死如事生

在漢代時期，朝廷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念，儒家思想從朝堂之上流播到整個國家社會的各個方面，儒教中的孝道觀念提倡，事死如事生，在這種思想的倡導之下，崇尚厚葬、繁瑣喪葬禮儀漸漸為了社會風俗的主流行為。

文帝葬芷陽， 明帝葬洛南， 皆不減珠寶， 不起山陵， 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 郡縣豪家， 生不極養， 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 糯梓鞭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 造起大家， 廣種松柏， 廬舍祠堂， 務崇華侈。——《潛夫論。浮侈篇》。王符

二、社會風氣，府主故吏

中國人歷來講究關係學，社會關係在古代更是立身的根本，古代閥門家族、親朋摯友、門生故吏，這些複雜的關係都是個人立足世間的根基，特別是東漢實行的“舉察制”，能不能當官就是這張關係網說了算，因此世人在為人處世上，更加重視平時的人際關係，在婚喪嫁娶這種人生大事上當然不敢有絲毫馬虎。

朋友圈裡的人去世了，人家葬禮辦的那麼風光，平時的親朋故吏自然不能不去捧場，大家去了空手也不行，拿東西吧人又已經故去，什麼也用不上了，那就送些好聽的話吧，將這些謳頌之詞鐫刻在石碑之上，讓那些還活著的人也看著高興，再沒有比這更合適不過的了。

年七十，熹平二年卒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後漢書。姜肱傳》 欲率荊、江、湘三州舊吏，建碑隴首。——《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

在當時私人的墓碑有很多就是由前來赴喪的親友、門生、故吏所捐資營辦的，大家都是自己人，這張關係網上，彼此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對於籌辦碑文，立碑頌德，眾人也都很上心。

三、 碑文攀炫，喪葬奢華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宋書。禮制二》

既然厚葬之俗在漢代蔚然成風，那麼碑刻、石獸這些配套設施自然也就成為了這股風潮的實物體現者。

碑文必須要要請名家來撰寫才顯得有面兒，當時的一些名人文士如楊修，皇埔規、蔡邕等都曾有替寫碑文的記載。

四方之士千餘人， 皆來會葬，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蔡邕為其文。——《後漢書。郭泰傳》

而且光請名家執筆也不行，還得把逝去先人的功業大肆宣揚一番，方顯得家族門楣面目有光，可萬一這位先人生前比較低調，實在寫不出來啥功績可該怎麼辦呢？沒事，咱不還有一個“吹”嘛，閉上眼一頓瞎編亂造，表面看上去風光也可以。

我們熟知的東漢才女蔡文姬，其父親蔡邕，就是東漢的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在當時，其自然會被社會歷練成一個碑文寫作大家，蔡邕平時便沒少被人請去執筆碑文，肉麻的話肯定也寫了不少。

蔡邕就曾與盧植言道：

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後漢書》

這種碑體文章，專致詞藻華麗，不求言語真實，為墓主臉上貼金，沒有絲毫底線，世人看著都覺得臉紅，私下稱之為“諛墓辭”。

而這種奢侈、荒誕的厚葬風俗也慢慢從上層開始向民間擴散，並日漸成為了一種嚴重的社會流弊，為了正本清源，一個以禁碑為代表的禁止厚葬制度，正在朝廷的醞釀之中。

碑禁制度的開始

建安十年， 魏武帝以天一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書。禮制二》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三國志》

曹操是禁碑令的最初下達者，其作為亂世奸雄，是在戰火紛殺裡鑽出來的人，見慣了屍山血海，其自然沒有那麼多腐儒的愚孝思想，曹操不僅下令地方禁止厚葬行為，自己也以身作則，選擇薄葬而終，自己的後世繼承人也都嚴格遵守薄葬制度，以昭示天下，力圖糾正奢靡的厚葬之風。

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寶。——《遺令》。曹操 壽陵因山為體， 無封無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終制》。曹丕

有人可能會想到，這曹操之所以會選擇薄葬是不是因為其手下曾經有過那麼一批翻山越嶺，盜墓挖穴的高手們——摸金校尉呀，看到那些陵墓被後來的人翻成那樣，自己也看開了呢？或許有這方面的影響，但作為政治家，影響其制定碑禁令的因素，主觀影響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一、思想上，儒教經學沒落，佛道玄多家思想並起

曹魏時期，雖然天下仍然以漢代的孝道為準，但經過戰亂的洗禮，一些儒教思想受到現實的衝擊，人們開始轉身去尋找另外一些適合自身的思想和經教，於是這個時期，佛、道、玄等多家思想並起，諸多思想迅速被廣大世人、文士所接受，一時間玄學流行，佛教大盛，道派崛起，反觀儒教則漸漸成為了一個比較邊緣化的思想，魏晉風氣漸漸形成。

在喪葬上面，玄、釋、道有著各自的看法，但都與儒教的厚葬觀點相左，它們都提倡薄葬：

玄學的觀點：

玄學家們提倡人生在世，苦短無常，應該及時行樂，不應被世俗所過多束縛，其在思想上尋求順應時變處世之道，他們反對當時的奢靡厚葬之風，反對立碑、石刻這些表面文章，其從自身的不仕潔身做起，主張“以身親土”。

道家的觀點：

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坎，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摶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三國志》

道家一直提倡無為而治，清淡寡慾，他們不僅對入世不感興趣，也對儒教的奢靡孝道嗤之以鼻，老莊的無為思想，在魏晉時期，大為盛行，當時的一些官員在臨終前也會囑咐家人，務必薄葬。

釋家的觀點：

佛教就更加反對奢靡葬禮了，什麼碑文，什麼石刻，都是一堆土，虛空罷了，在輪迴觀念的影響下，世人更加相信沒有什麼必要為這身臭皮囊去花費那麼多精力、物力，裸葬、火化、返真式的葬禮，不立碑，不石刻，則成為了對當時與奢靡厚葬衝擊力最強的行為方式。

有著思想上的指導還不行，畢竟如果大家很富裕，錢多人傻，就是喜歡厚葬，當政者也不好說什麼。

二、經濟原因

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三國志》

東漢末年自黃巾起義開始，中國便進入了一次大的動盪時期，戰火焚燹，民不聊生，天下凋敝，廣大農民流離失所，輾轉逃亡，下面的民眾生無立錐之地，上層的達官貴人，其實也是並不富裕，整個社會的階層亟待休養生息，而此時繼續前時期的奢靡厚葬的話，不僅現實不允許，同時也是對民生的一種拖累。

禁碑令的出臺也正是為了“正本清源”，執政者希望能夠遏制奢靡的厚葬之風，其實在現實的經濟條件下，大家最終選擇從簡治喪，也是一種務實之舉。

碑禁的執行情況，也有例外

那麼那段時期是不是天下都沒有人立碑了呢，自然不是，否則我們也聽不到那些石刻、碑文被拓印的訊息了，有三種情況是不受碑禁令約束的。

一、皇帝本人，我的地盤我做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管著國家的走向和大政方針，操了那麼多心，臨了連個好評都不給，太讓人寒心了吧，而且繼位者如果不給先人好評的話，自己這個位置怎麼也感覺坐得不得勁，因此皇帝的墓碑、石刻是不能少的，最多按照先帝遺願，儘量從簡，儘量這個不好量化的單位，確實不好把握，看著辦吧，可誰又敢委屈了先帝呢。

二、有功大臣，嘉令表彰

見賈遺碑像，念之槍然。——《三國志》

對於那些立功了的大臣們，在其臨終時，朝庭也會破例，明令為其立碑，將他們的功勞彰顯天下，這些人與皇庭休慼與共，彰顯他們的功勞，也是彰顯皇家的威儀。

三、民間請求，朝庭准許

民賴（鄭渾）其力，刻石頌之。——《三國志》

對於民間給予當地官員的好評，朝庭一般也不會駁回，畢竟那是自己的官員，在外面幹得好，給自己也長臉了，因此，民間請求立碑，也是被允許的。

但畢竟這些都屬於少數事情，在魏晉時期，在禁碑令之下，墓碑、石刻在民間還是屬於違禁之物，因此流傳後世所見不多，那麼其後面的時期是個什麼情況呢？

魏晉南北朝的共識

曹操自己也沒有料到，自己的這個碑禁政策竟然能夠在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的時期內，不管王朝如何興替，這個政策卻一直被執行了下去，成為了這個時期的一個社會共識。

雖然隨著戰亂割據，南北朝的碑禁時張時馳，但國家對民間厚葬風俗一直是嚴令禁止的，只是在厚葬風氣收斂時，對碑銘也會放鬆一下，當厚葬之風再次抬頭，墓碑便會成為首先打擊物件。

（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隋書。禮儀》建武中，故吏範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南齊書》

太傅，竟陵王蕭子良去世，尚且不被批准立碑，其他官員、百姓則更加不可能例外了，這個時期碑禁令一度還比魏晉時期嚴苛。

正是因為這個源自魏晉時期的碑禁令，使得南朝時期的碑碣數量不多，也使得民間的墓碑、石刻、石獸的數量、規模都歷史上其他時期，相對來講大為減少。

雖然這個時期的墓碑、石刻較少，但我們還是應該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去學習和探究這些珍貴的碑石雕刻文物。

結語：

最初的碑石並不是作為墓碑出現的，當後續奢靡厚葬之風盛行之時，其又被推到了個突出的位置之上，名士撰文，吹噓誇耀，使得碑石成為了當時的厚葬之風縮影之物，因此當執政者下決心要一改奢靡厚葬之風時，碑石等物便首當其衝，碑禁也是理所當然之舉，在後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碑禁制度也一直延續執行著，其也成為了後世這段時期石刻，碑文較少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少，才彌足珍貴，才更加不容對其的違法破壞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