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英關係史，不能不提喬治·馬戛爾尼這個人。馬戛爾尼是英國正使，他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出使清政府，並覲見乾隆帝，在中國逗留數月之久。期間，他和使團在中國目睹了很多人和事，並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成為了歐洲研究清朝的珍貴資料。作為一個異域人，他以局外人的角度看待當時的盛世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

馬戛爾尼訪華髮生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當時，英國已經確立資本主義制度，並透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迎來了上升期。由於資源和市場所限，英國迫切需要開闢新的市場和廣闊的原料產地。在這種背景下，英國將目標鎖定在遙遠的東方，並意欲透過透過談判開啟中國市場。而當時的清政府在對外貿中設定種種限制和禁令，僅僅保留了廣州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顯然不能滿足英國的需求。

本著通商的目的，馬戛爾尼帶領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以及士兵組成的使團，攜帶最能代表英國文明的天文、地理儀器、車輛、船式等“貢品”出使中國。他們的行蹤大致是這樣的：從樸次茅斯港出發，沿歐洲、非洲海岸南下，經過南非好望角進入印度洋；然後，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中國海，沿著海岸線北上。1793年7月1日，馬戛爾尼一行在舟山登陸，短暫停留後，從外海入天津，然後進京。乾隆八十大壽時，馬戛爾尼去熱河避暑山莊謁見乾隆皇帝。末了，在清廷的伴送下，沿運河南下，深入我國腹地，達到廣州。在澳門停留一段時間後，與次年3月17日回國。

馬戛爾尼在中國呆的時間並不短暫，途中看到什麼呢？或者說，當時的中國留給他們什麼印象呢？根據使團的回憶錄來看，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人口眾多。上岸伊始，使團就驚訝於中國的人口。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麼令人驚歎的話，那就是人口之眾多。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當時的中國人口有3億多，巴羅上岸的舟山又地處東南沿海，人口稠密自不必說。

商業繁榮。除了人多之外，使團感嘆的還有當時的商業。在舟山定海這個小縣城，他們無比欣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傢俱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種美好的印象，是極為正面的，但也符合使者團們的預期。當時的歐洲，“中國熱”持續了數百年，依舊熱度不減。受馬可波羅等人的影響，西方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神秘的國度一直有正面看法，“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等論斷都可反映這一點。基於這樣的朦朧認識，如果在看到眾多的人口、繁榮的商業無疑會加重這種印象分。

但是隨著旅程的深入，馬戛爾尼等人困惑於禮儀之爭，同時他們轉而用一些負面詞彙來形容中國。

半飢半飽。在大沽口，馬戛爾尼清理清國人送來的食物時，將路上碰撞而死豬和家禽扔下了大海。岸上喂滿了看熱鬧的清朝人，他們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寫道“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乾淨後醃在鹽裡。”對此，他們認為，“生活在水上的悲慘大清國人一向處於半飢半飽的狀態，樂於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貧富不均。在熱河，使團們看到熱河的城市市容後，發出了貧富不均的感嘆。“整個熱河除了官員們的公館而外，普通老百姓住在極端低劣的草舍，裡面擠滿了人。街道彎曲不平，塵埃滿地。緊在旁邊的御花園、行宮和廟宇則十分偉大壯麗。富貴和貧窮上下懸殊簡直無可比擬。”

到了後期，使團們觸及到政治層面，給予的評價更加負面。“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透過大量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措辭的矛盾出入之處。一方面，你可以理解這是視角差異，畢竟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的英國人是無法理解小農經濟佔主導的封建社會的；另一方面，伴隨著禮儀之爭，雙方談判幾近破裂，所以馬戛爾尼的評判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但不容忽視的是，這些資料雖然或左或或右有失偏頗，但整體上也能反映實情，這給我們窺探盛世的另一面打開了視窗。

對於清政府，馬嘎爾尼用了一個比喻“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伴隨著馬嘎爾尼回國，一些回憶性的文章逐步面世，持續百年的中國熱逐步被澆滅。西方開始無所顧忌地展示其貪婪侵略的一面。大清國潛在的外在危機正在急速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