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人的痛苦主要來源於身體和精神兩方面，在中國古代，就有很多刑罰是針對這兩方面的痛苦而設計制定的。隋朝時期，法律制定逐漸趨於完善，在刑罰方面正式確立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刑是最輕的刑罰，是用鞭條打犯人的屁股，以示警戒；杖刑使用較為粗的木棍打人屁股，是真正意義上的刑，被打後犯人一般要躺上半個月；徒刑是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懲罰其從事勞役；流刑則是根據犯人罪責大小，將之發配到千里以外的地方；死刑是針對罪大惡極之人，以法律剝奪其生命。

《唐律疏議》明代刻本書影

五刑之中，死刑是最重的刑罰，人們也稱之為“極刑”。然而相比起極刑，次一等的流刑在今人看來沒什麼痛苦之處，而在古代卻被視為是對犯人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摺磨，囚犯們個個談之色變，有的囚犯甚至寧願自盡也不接受執行流刑。據史料記載，最早的流刑是共工被堯流放到幽州（今北京），這條記錄證明流刑早在氏族社會後期就已出現。當然，流刑在不同朝代也有所區別，除了距離遠近就是流放的地點偏好，比如在宋朝時，兩廣和海南一帶瘴氣叢生，很多犯罪的官員都會被流放到這裡，史書中經常能看到“流放嶺南”四字；元朝時期則區分南北，犯人若是南方人，就必須流放至北方，犯人若是北方人，則必須流放至南方地區。

清末寧古塔舊照

清朝時期，犯人則多半被流放至山海關外的東北地區，清初甚至有“南國佳麗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的說法。所犯罪行更重些的，流放目的地一般會更遠一點兒，大概就是寧古塔和烏里雅蘇臺。流放的犯人在達到目的地之後，要麼屯墾荒地，要麼參軍守邊，在清代還可能給披甲人為奴。總之，犯人不會有好日子過，往往是活多久就被折磨多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古代交通不像如今這麼發達，被處以流刑的犯人，其目的地基本都是偏遠之地，再加上還要戴著沉重的枷鎖，身體會承受著極大痛苦，心理上又承受著對未知人生的恐懼，很多人就算沒有在上路前自盡，也會在途中尋機謀求徹底解脫。

清代流放場景繪畫

然而令人訝異的是，對於流放犯人這樣的差事，衙役們卻相當積極，尤其是流放女囚，更是搶破了頭。一般來說，古代流放犯人時都會有押運衙役隨行，他們雖然不需要和犯人一樣手戴枷鎖，但畢竟要去的是貧瘠險惡的偏遠地區，一路上不是蛇蟲虎豹就是飛沙烈日，押送完後還要獨自返回，這又是數千裡之遙。這樣的差事，即使是擁有便捷交通工具的現代人都吃不消，這些衙役為何還要爭搶著去押送呢？說起來，這其中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清代衙門審案場景復原

第一，相比起正常工作，押運犯人更加自在。清朝官制有九品十八級，衙役則是十八級之外的“未入流”，沒有列入體制之內，地位非常之低，薪水也是由縣令私人發放的。在衙門供職期間，衙役們非常辛苦，每天要早起點卯，還要長時間站立陪同審案或是在外抓捕犯人，很少有休息時間。相比之下，外出押送犯人雖然看起來辛苦，但是押送過程中無人監管，想要偷懶和休息都可以，途中所有大小事務全由自己做主，顯然是一件令人愉悅的差事。

清末囚犯舊照

第二，相比起正常工作，押運犯人更加掙錢。犯人一般都有家屬，為避免衙役路途上刻意刁難犯人，家屬們砸鍋賣鐵都要湊一大筆錢，讓衙役們照顧一下。由於衙役地位很低，每個月的工錢也很少，這些家屬送一次錢，幾乎相當於他們一年的薪酬，這樣的好事誰不心動？尤其是女囚犯的家屬，擔心犯人在途中被衙役侵犯，往往還會塞給他們更多的銀兩，甚至掏錢供衙役吃喝，因此衙役對押送女囚犯才會更加積極。

清末馬車及車伕舊照

第三，相比起正常工作，押運犯人更加舒適。衙役押運犯人相當於出差，出差的費用自然是朝廷掏腰包，衙役們能夠在驛站中好好享受。更重要的是，被判流放重罪的往往都是大戶人家或者朝廷官員，他們身嬌體貴，家屬大多甘願花費錢財讓他們流放途中能舒服一點，提供馬車甚至配一兩個僕人都是常見之事。押送的衙役，自然能跟著沾光，去時同乘馬車並享受僕人服侍，回程時也可以乘坐馬車。總的來說，和在衙門上班相比，押送犯人確實稱得上是一件美差。

參考資料：

《中國古代刑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