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 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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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殺勿論”這個成語被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不過，若問起“格殺”為何“勿論”，恐怕國人大多不明就裡，而歷來學界對此的理解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把“格殺”的“格”釋作“打”，同時，將“格殺勿論”解釋為：“指把行兇、拒捕或違反禁令的人當場打死，不以殺人論罪。”《辭源》（第三版）也把“格殺”訓為“擊殺”。法律史學界對“格殺勿論”的理解不出此窠臼，認為“格，有鬥、擊、拒捍之義”或“‘格’代表‘格鬥、擊殺’之義”，只不過在此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展開，如把中國古代法律適用“格殺勿論”的情形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受害人實施正當防衛時的“格殺勿論”；第二類是執法者在“罪人拒捕”情況下的“格殺勿論”；第三類是第三人實施防衛時的“格殺勿論”。語言學學者也採用此種解釋。
以上三種“格殺勿論”的情形符合中國古代法律的實際情況，筆者並無異辭。可是，詞典和學者們對“格殺勿論”的訓釋令筆者不能苟同。這種訓釋的尷尬之處在於，“把行兇、拒捕或違反禁令的人當場打死”云云無疑遠遠超出了“格殺”的字面意義範圍，屬於硬塞進來的意義項。而如果把這些意義項剔除，只從字面上來理解“格殺勿論”，則與“殺人者死”的古老觀念和基本法原則明顯牴觸。這種扞格不通提示我們，“格殺勿論”可能另有確解。
“格殺”例項和“格殺勿論”之制
“格殺”一詞最早見於《史記·荊燕世家》：“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劉定國是諸侯王，他對郢人的滅口出以官方的名義，於是就具有了一定的形式合法性。又，《史記·減宣傳》：“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減宣為漢武帝時著名的酷吏，執法如山，殺伐果斷，他以右扶風長官的身份下令捕殺逃犯，程式上無可挑剔。若不是誤射中上林苑門，當不至落得自殺的下場。《漢書·馮野王傳》：“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顏師古注“不首吏”為“不伏從收捕”。馮野王以左馮翊而誅殺貪贓拒捕的屬下，自然也是師出有名，堂堂正正。《漢書·王尊傳》記載王尊為東平王相，“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東平王心忌王尊，假稱欲觀其佩刀，引誘王尊拔刀相向，以製造正當防衛的假象，藉此便可以名正言順、合理合法地將他殺掉。以上幾例格殺案或者是官方對罪嫌或逃犯的捕殺，或者是受害人對行兇者的正當防衛，而共同特點是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或正當性，由此透露出“格殺”的本質內涵。
再讀《後漢書·劉盆子傳》，其中記載了赤眉軍的小朝廷禮度淆亂、軍紀蕩然，同樣用到了“格殺”一詞，“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鬥，而兵眾遂各逾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稚聞之，勒兵人，格殺百餘人，乃定。”唐代李賢為之作注：“相拒而殺之曰格。”很明顯，後人對“格殺勿論”的理解完全源自李賢的權威註釋。可是，李賢的註釋實在有欠精準。設想一下，甲欲殺乙，乙在知情的情況下自然要抗拒一番，然而終於被殺。此種“相拒而殺之”的情形如果表述為“甲格殺乙”，不免顯得不倫不類。由此來看，“相拒而殺之”雖描繪出“格殺”的客觀形態，卻難以構成格殺的充要條件，因為遺漏了最為關鍵的物件要件，即格殺的物件得是罪人，至少也得是有犯罪嫌疑的人。
以上諸例雖沒有明確提到“格殺勿論”，然而從其隱含的意思來看，“格殺”應該是“勿論”的。《周禮·秋官·朝士》雲：“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東漢鄭眾注：“謂盜賊群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慾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可知，不晚於兩漢之際，律法上已確立了“格殺勿論”的原則。後世“格殺勿論”之制大體上是漢法的延續和發展。
“格殺勿論”制度發展到唐代漸臻成熟，以明載於律典中的“捕格之法”為集中規範的表達。《唐律·捕亡》規定：“諸捕罪人而罪人持仗拒捍，其捕者格殺之及走逐而殺，若迫窘而自殺者，皆勿論。”又，《唐律·賊盜》“夜無故入人家”條下疏議曰：“登於入時被主人格殺之者，勿論。”此即為“格殺勿論”的兩種法定情形，而“格殺”之義已寓於其中。若嫌還不明朗，再看“有所規避執人質”條：“諸有所規避，而執持人為質者，皆斬；部司及鄰伍知見，避質不格者，徒二年。”注：“質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者，聽身避不格。”疏議曰：“有人或欲規財，或欲避罪，執持人為質。規財者求贖，避罪者防格。……‘部司’，謂持質人處村正以上，並四鄰伍保，或知見，皆須捕格。若避質不格者，各徒二年。”此條規定了劫持人質罪的刑責，順帶也明確了相關人等的作為義務及例外。其中，“不格”即“不捕”，“防格”即“拒捕”。可見，“格”與“捕”為近義，可以互換。劉俊文先生釋曰：“格，拘執也。”（《唐律疏議箋解》）應該也是正確的。
“格殺勿論”確解
綜合以上“格殺”的例項，以及歷代律典中對於“格殺勿論”諸般情形的規定，不難概括出“格殺”的真義。“格殺”應該指那些具有合法性或正當性的殺害行為，屬於“殺人而義”的情況。具體來看，又包括了執法殺人、正當防衛殺人和見義勇為殺人幾種型別。
以此反觀古來對“格殺勿論”的訓解，不難發現其中的問題。“格”確有“擊、打、相拒捍”之義。如《逸周書·武稱》：“窮寇不格。”《荀子·議兵》：“服者不禽，格者不捨。”《玉臺新詠·飲馬長城窟行》：“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以及前引《史記·減宣傳》“吏卒格信”的說法，均取此義。然而，此義項不宜機械地挪用到對“格殺”或“格殺勿論”的解釋中。實際上，“格”還有“法式”“律法”之義。如《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鄭玄注：“格，舊法也。”孔穎達疏：“格，謂舊有法式。”《後漢書·傅燮傳》：“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李賢注：“格，猶標準也。”律法意義上的“格”，中國古代頗不乏例。東魏有《麟趾格》，唐朝有《武德格》《貞觀格》《永徽留司格》《散頒格》《開元格》，宋朝也有大量的格頒佈。《新唐書·刑法志》：“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之所以成為律法標準的代名，其語源學依據大概如張斐《晉律注》所云：“化而裁之謂之格。”一言以蔽之，“格”即是法。所謂“格殺”就是法律所允許的殺人行為，有“依法殺之”的意味，套用柳宗元的話：“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新唐書·孝友傳》）
此外，佛經有云：“法者，正也”，如此說來，則把“格殺”解為“正殺”似乎並不算離譜。其實，訓“格”為“正”者古亦有之。《論語·為政》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注：“格，正也。”到了王陽明那裡，更是一語道破真諦：“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王文成全書》卷26）從其實質內涵來看，“格殺”不正是包攝了“去惡”的要素才成就其正當性嗎？
在古人心目中，“殺人者死”是“百王之所同”的常法，然而，“格殺”因體現了“化而裁之”“正其不正”的價值屬性和利益訴求，因而成為少有的例外，不受刑法的非責。此即為“格殺勿論”一語的真義。
綜上，“格殺勿論”中的“格殺”字面意思當訓作“捕殺”，深層意義可解釋為“法殺”或“正殺”，即“格殺勿論”以“殺人而義”為要件。如此，“格殺勿論”的規範表達才合乎邏輯和經驗。依中國古代律法制度，“殺人者死”是基本原則，“格殺勿論”是補充性原則，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構建起中華法律傳統中既尊重生命、又重視社會防衛的文化訴求。就此而言，習焉不察的成語“格殺勿論”其實蘊含著異常豐富的法律文化因子，值得今人認真總結和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