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倩
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以其超群不俗的史識、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深厚的理論素養以及深刻的人生體驗記述並反思數千年的歷史，研究當時社會現實，在批判地繼承各家義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義利觀：重義，義中有利；重利，利以生義。
關於義利的問題，先秦儒家大都有過重要論述。從孔子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到孟子反駁梁惠王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再到荀子的“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闢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愚莫大焉”，基本上奠定了“義重於利”“重義輕利”的基調，這種價值排序也決定了君子與小人、有德與無德、是與非之間的分界。司馬遷在對“義”的肯定與推崇上，總體上延續了孔、孟、荀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將它作為個體德行的基本要求和價值取向。不同之處則在於，司馬遷更突出在尚義、重義中的責任、義務與擔當，並認為這是關乎一個國家以何種價值為主導的大問題。可以說，重義在司馬遷這裡更多的是一個“上行”原則，其目的在於“正風”，即移風化俗，最終實現家國天下穩定、健康、和諧的存在與發展。
圖為司馬遷祠景區內用青銅鑄造的司馬遷雕像。卞磊 攝
從治國理念來看，司馬遷認為仁義不僅可以安社稷、平天下，更是一個國家繁榮昌盛、威懾四海的根本。這點在《史記》中隨處可見。在闡述作《律書》的目的時，他明確指出，“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從歷史上黃帝、湯、武所治之世繁榮昌盛、桀、紂統治之國國祚短促的教訓可以看出，不建立軍隊，國家不可能強大，不弘揚道德仁義，國家便不可能昌盛。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他列述了漢初以來百年間劉漢王朝從分封同姓王和異姓王，透過記錄各國興衰損益的時間，總結政治得失，最後得出結論並告誡當政者“要之以仁義為本”。因此，他指出“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意為，政治執行的好與壞，最終決定性因素是“德”，其次才是“政”，再次是“救”，而不是一味地去祈求上天。
從對人物的精心塑造來看，司馬遷對人物的評價決不以社會地位與身份而定，而是一切以是否符合“義”的要求為標準。對於能弘揚或是符合“義”的要求者，哪怕是窮困布衣之徒，甚至他們傾盡所能也未能扭轉乾坤，他也大事頌揚讚美。如在《史記》中，他專門為“遊俠”“刺客”立傳，記述並分析了俠客的不同型別，高度讚揚遊俠雖然不符合社會的道德與法律準則，但他們言必信、行必果，常不顧個人生死而救人於危難之際的俠義精神。在《刺客列傳》中，他欣賞勇猛劫持齊桓公拿回魯國土地的曹沫；也讚揚殺身成仁的豫讓；更欽佩荊軻刺秦王的悲壯與剛烈。不管行刺成功與否，這些刺客身上都有一種扶危救弱、不畏強暴、士為知己者死的大義，故引得司馬遷由衷地讚歎，“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對於那些虛偽矯飾、違反仁義之人，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嘲諷。
從個人的道德踐履來看，司馬遷將“義”作為自己的人生準則與行為規範，以自己的切身行動詮釋了對“義”的堅守。在極度困厄之際，他並未走向頹廢進而否定人生，而是始終以前賢的凜然正氣和人生追求來支撐和激勵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終是以刑餘之軀奮發有為，完成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鉅著——《史記》。正因如此，他筆下所謳歌的英雄，也大多是以昂揚的生命姿態與強暴、與命運作鬥爭，為堅持自己心中之“義”而至死不悔、視死如歸的形象，如不辭辛勞、周遊列國的孔子，誓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
《史記》，全十冊，司馬遷撰。
雖高度肯定和推崇“義”，但司馬遷卻並不像先秦儒家那樣對“利”諱莫如深。恰恰相反，他在《貨殖列傳》和《平準書》中大談“利”與“富”的價值，大有以“利”為重、以“富”為榮之勢，體現出他在義利觀上的獨特貢獻。
首先，司馬遷認為“利”是人民基本的生活要求，並肯定求利、謀富是人的天性和自然之理，是人“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在《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老子心目中排斥仁義、擯棄富貴的小國寡民社會是不切實際的。接著又指出自有史記載以來，人就有“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希望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生存狀態更好一點，所以追求物質利益的滿足、貪圖安逸是人共同的欲求，這既符合人性也符合自然。司馬遷分析了各個階層、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男男女女所從事的所有活動的根本動機，認為他們無一不在追求財富和利益。因此，他描繪了一幅生動形象、奔放深刻的眾生求利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那些“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的賢人，“守性死節，隱居巖穴”的隱士，“攻城先登，臨陣卻敵”計程車卒，“攻剽椎埋，劫人作奸”的閭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的俠士，“不擇老少”的歌伎，“飾冠劍，連車騎”的遊閒公子，“不避猛獸”的獵者，“博戲馳逐”的賭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醫農工商等等百工之人，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和利益。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家乃至普通百姓莫不如此。
其次，司馬遷認為“利”不僅具有社會價值，能夠影響甚至決定人們的物質生活、社會地位，還具有道德價值，是倡導和實踐仁義道德的基礎。人求利的欲求和天性，如無形的手一般，驅使眾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進而推動農工商虞的發展，使得國家強盛、百姓富庶，最終達到“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的效果。因此，對於這種欲求，要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關於財富對社會地位的影響，司馬遷曾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這是說人們對於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往往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僕，敏銳地洞察到了社會關係背後的經濟關係的重要性。有著千金、萬金收入的庶民，雖然並無官職，但其吃穿用度等物質層面的享樂堪比封君甚至王者，這即是所謂的“素封”。此外，司馬遷在繼承管子思想的基礎上，還提出了“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禮義附”的著名觀點，從道德產生的根源和前提上為富正名，強調利以生義。他說范蠡便是“富好行其德”的典範，他曾三次獲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於貧賤之交與同姓無房兄弟。經商致富的子貢，在獲得了“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的待遇後才進一步促使孔子之名、孔子之學的布揚天下。在《平準書》中，司馬遷又以文景之治為證，在極力渲染漢興七十年的盛況之後強調指出，“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對於普通人來講，人只有富裕起來，才會懂得禮義，才有餘力去倡導、推行和實踐仁義，實現精神境界的昇華。
再次，司馬遷認為對“利”的追求必須受到“義”的限制，否則“利”就會變成“害”，成為社會的禍亂之源。他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只要不危害政治、傷害百姓，就應該因民所欲，鼓勵人們在與生俱來的求利、求富慾望下謀取財富。“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即是司馬遷為求“利”活動所設定的價值標準。在此基礎上，司馬遷提出著名的“三富論”，將致富途徑分為高低不同的三個層面，所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從事農業及畜牧業的生產致富，是最為推崇的。末富是指從事商業、運輸、服務業等行業致富，是第二等的。透過作奸犯科等不正當手段致富的奸富是最下等、最不道德的方式。為了倡導人們以正當的方式致富，即“以義取利”，司馬遷歷數了當時各地賢人致富的不同道路，以供後人參考。他們有靠冶鐵致富的，如蜀地趙氏和程鄭；有販賣糧食致富的，如宣曲任氏；等等。這些人所在行業不同，求富方式各異，但卻都依靠自己出奇制勝的絕技妙招以合乎道義的方式而發家致富。
與傳統儒家重義輕利不同，司馬遷在尚“義”、先義後利的同時，還立足於社會發展和現實人生，揚棄其中的迂遠空疏之處而成一家之言，特別強調了“利”的重要性，順應人們的求利慾望，鼓勵人們以正當的方式求利，顯得更為客觀、率真和務實，從而建構起其頗具遠見的義利理論，對人們如何正確看待義利的關係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和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