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對中國是一個分水嶺，可謂記憶猶新。同時也可以看到，對歐洲影響至大的1848年，兩個時間視窗相差很短。可以說，中國受到的波及，正折射了歐洲在1848年“梅特涅均勢體系”崩潰前的湧動暗流，一個更加暴力且無序的新時代即將破繭而出，亞非拉三洲的舊體制全面崩潰，民族主義如洪荒巨獸，活躍至今。

梅特涅

作為風暴中心的歐洲形勢

當時的歐洲仍然是世界經濟技術文化中心，且正處於梅特涅“維也納體系”即將崩潰的前夜。這個均勢體系崩潰後，歐洲正式進入民族/帝國時代，對外擴張勢頭更加高漲。由此引發全球各地民族主義興起。

梅特涅均勢體系是歐美保守政治家非常推崇的一個典範，如基辛格的博士論文就是寫梅特涅的均勢主義，也是其成名作。在保守政治家看來，這套體系在以下方面堪稱完美：一是它延續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的均勢精神，儲存了歐洲文明的多樣性。二是它有效控制了法國革命和拿破崙的破壞性後果的繼續蔓延，避免了歐洲文明被一個個類似法國這樣的新興民族國家和自由主義撕裂。三是它把俄國拉進體系，成功馴服了一個潛在霸權，這點尤其被後世讚揚。

但是1840年代，梅特涅的均勢體系已經開始動搖。主要威脅是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促成了著名的1848年革命。隨著梅特涅本人退出歷史舞臺，更加極端的時代就開始了。

奧斯曼帝國的坦齊馬特運動

梅特涅體系僅能維持歐洲的均勢，僅能在歐洲限制法國革命的向外輸出，也僅能遏制歐洲的民族主義傾向，對歐洲之外的幾個敏感地區無能為力。在奧斯曼、大清的轄區裡，民族主義同樣也是高漲的，且更加觸目驚心。

第一個是奧斯曼控制的希臘，受到法國革命刺激而興起民族主義，最終在20年代獨立，由此引發奧斯曼帝國與歐洲的進一步衝突。歐洲的這種民族主義輸出，同時還伴隨著經濟技術的優勢。因此奧斯曼帝國也受到嚴重刺激而主動轉型，這就是“坦齊馬特運動”，相當於清朝士大夫講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或洋務運動，對內進行改良，對歐洲進行妥協。該運動始發於1839年，持續到70年代。

相比而言，坦齊馬特運動的深入程度遠遠超過後來大清的洋務運動，西化程度非常深。但均勢政策的創始人梅特涅卻對奧斯曼的這次改革評價甚低，他認為奧斯曼拋棄自己的傳統原則，一味學習西方是毫無意義的舉動。言下之意是，奧斯曼這類舊帝國如果走錯路，也會從外圍破壞歐洲的均勢，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最終會打破歐洲本土均衡，從而引發災難。但這條道路的追隨者非常之多，最典型如亞洲的泰國、日本。

大清的道鹹新學

當時的大清稍慢一步，截止到1840年，還只是觀念上的轉型，即後世稱為“道鹹新學”的思想轉變。代表人物是魏源林則徐等人。魏源雖然在1842年才寫作《海國圖志》，但其思想卻形成的較早。當時傳統經學的最後一個大師劉逢祿已死，在西方刺激下，主流社會也開始用新觀念去思考歷史學術問題。這個趨勢持續不斷，直到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運動，“新經學”逐步成型。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的民族主義輸出，在大清反應最激烈的反而是太平天國這類民間運動，不僅速度快，而且烈度高。這種刺激從貿易地區向內陸地區傳播，具有極大的爆發力，具體說就是廣州十三洋行這樣的特殊區域。

士大夫群體和朝廷的改良派，是受到民間刺激才逐步轉型的。這可能反應出，類似大清這樣的僵化帝國，其主流社會的觀念視野相當狹窄，且民族觀念比民間更為強大。

1840年代，歐洲均勢體系進入末後期，老大帝國的地緣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惡化了，帝國疆域受到民族分離威脅，傳統思想學術受到歐洲觀念影響，不得不紛紛走上改良道路，而且大部分都失敗了。梅特涅所恐懼的民族主義，在歐洲之外更加肆無忌憚，且變成了一種全球性的輸出，成為整個19、20世紀的歷史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