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面對秦制時代留下的官方史料時，出於善良的天性很容易輕信。
比如《清史稿》裡說乾隆皇帝與孝賢純皇后（也就是富察氏）感情極深，相信者便極多。許多文章認定乾隆對皇后富察氏懷有深愛，且將富察氏去世後弘曆的性情大變也歸結為難以承受失去摯愛的打擊。
其實，乾隆必須深愛自己的正妻，這是康熙時代便已定下的基調，是一種政治上的客觀需要，不取決於乾隆的主觀感受。
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八字”，內容如下：
弘曆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時）。批語：此命貴富天然，這是不用說。佔得性情異常，聰明秀氣出眾，為人仁孝，學必文武精微。幼歲總見浮災，並不妨礙。運交十六歲為之得運，該當身健，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賢最能，子息極多，壽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禎祥。別的不用問。
這段八字批語，是康熙時代的御用命相術士們留下的。歷史學者楊啟樵有研究已經闡明，康熙皇帝與雍正皇帝，皆對八字占卜之事極為迷戀。“康熙號稱崇尚科學，有嶄新頭腦，卻頗喜占卜”。雍正也是一樣，認為“個人的休咎、榮枯，甚至於品操、能力”都已在一個人出生時便已註定。這種迷信造成的結果，是雍正在用人時，經常要先查算一番被用者的八字命格，命格好便用，不好便不用。比如嶽鍾琪在陝西任職時，經常奉命將屬下的八字送呈給雍正皇帝，供皇帝測算。雍正六年的一份硃批便寫道：“王剛八字已看過，命甚好，運正旺。……將來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壽不能高。”心腹大臣們遇上身體不適，雍正的第一反應也是給他們測算八字，比如鄂爾泰在雲南得病，雍正聞訊後便命他派人將八字送來京城，一番測算後，雍正告訴鄂爾泰：“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李衛患病時，“享受”的也是八字測算的同等待遇。
祖父與父親皆迷信八字算命，皆將八字算命的結果視作用人決事的重要依據。為個人利益計，愛新覺羅·弘曆當然也必須嚴肅對待自己的八字批語——相士們給出的批語已經好得不能再好，弘曆要做的，便是努力讓這些批語變成真的。批語裡說他“學必文武精微”，弘曆便必須好好習騎射、學詩文，以符合命相。批語裡說他“命中看得妻星最賢最能，子息極多”，弘曆便須與正妻和睦相處，將正妻塑造成“最賢最能”的形象，與正妻生一堆孩子。當這些批語全都成了真，康熙與雍正自然也會更加深信弘曆的命格確實是“貴富天然”。
換言之，為了在接班人之爭中獲勝，弘曆必須深愛自己的正妻富察氏，必須讓富察氏成為一位“最賢最能”的正妻。
而且，這種人設塑造，不會因為康熙與雍正的去世而終結——弘曆的“貴富天然”命格已進入到了公共政治領域，已是朝臣們眾所周知的資訊，這人設的塑造便只能繼續維繫下去（當然，並不排除在這維繫的過程中弘曆對富察氏也會產生感情）。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富察氏的驟亡會引發弘曆的性情大變與舉止失常。
乾隆像，引自維基
時為乾隆十三年三月，富察氏死在了弘曆東巡泰山的返程途中。三個月前，乾隆十二年的除夕，弘曆剛剛失去了預設將繼承帝位的第二位嫡子永琮（二歲）。再往前，乾隆三年，弘曆還失去了已被立為皇太子的第一位嫡子永璉（九歲）。
連喪嫡子的事實，威脅到了乾隆“富貴天然”命格的可信度——那命格里有一項具體內容是弘曆的正妻必定“子息極多”，現實卻恰恰相反。為了維繫住“富貴天然”的人設，東巡之前，弘曆公開頒佈了一道上諭，從“天意”的角度，對自己兩喪嫡子做了一番“頗具新意”的解讀：
“嫡嗣再殤，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紹承大統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慶，必欲以嫡子承統，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
大意是：皇后之所以兩次失去兒子，原因全在朕身上。本朝從世祖章皇帝（順治）開始，到朕為止，從來沒有以“元后正嫡”繼承皇位之事。朕想要開這個先例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想要得到前人沒有得到過的福分。所以天意要懲罰朕。
很難說弘曆的這道上諭裡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是偽飾。康熙相信八字裡的天命，雍正相信八字裡的天命，乾隆信不信？多多少少恐怕也要信。信，便會對自己“富貴天然”的命格自視甚高，便會想要將命格里的種種具體內容落到實處。做皇子時為爭奪和鞏固接班人身份已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做了皇帝后生出“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的雄心壯志，也在情理之中。所以，除了真情與偽飾，諭旨裡還潛藏著另一種情緒，那便是：一顆雄主之心在面對“天意”摧折時的無奈與不甘。
西洋傳教士、在大清欽天監任職的劉松齡，在給友人的書信中很準確地解讀出了這種無奈與不甘。他說：“皇帝還喪失了正宮皇后為他生的一個兒子……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懼和難受的是它發生的時間，第二天就是中國的大年初一，這對中國人是特別糟糕的事情。如果這天死了孩子，這家長肯定是一個受到詛咒的人。
皇帝為了避免輿論的羞辱，發表了一個佈告，先說自己和皇后如何了不起，然後承認這個災難的原因是自己曾作出一個偉大的決定，想讓正宮皇后的兒子繼位，而清朝以前的繼位人都是妃子生的，因為他太得意了，所以出現了這樣的不幸。”欽天監的職責之一便是闡釋“天意”，劉松齡的感受，應該也是欽天監眾人的感受。
兩個月後啟動的東巡，也就是謁孔廟與祀泰山，其實正是弘曆想要與“天意”溝通，讓皇權重獲“天意”眷顧的一次政治努力。
但“天意”卻給了弘曆當頭一棒。在連著失去兩個嫡子之後，他的嫡皇后富察氏也死在了東巡的歸途。至此，不但“子息極多”之說破產，“壽元高厚”也成了虛話，弘曆由“富貴天然”命格塑造起來的政治人設面臨全盤崩塌——尚能略事挽救的只剩“妻星最賢最能”一句，弘曆稍後撰寫的《述悲賦》，便將寫作重點落在了“最賢最能”四字上。
負責“天意”闡釋工作的劉松齡，很敏銳地覺察到了弘曆的失常：“他們在山東時，去往一個廟裡祈禱，在回來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給皇帝帶來極大的羞辱。因為那些神不要聽他的禱告。這個可憐的皇帝感到這麼嚴重的丟了臉面和難以忍受，於是就變成了一個很厲害的仇恨的爆發者。”
“天意”拒絕眷顧弘曆，讓他大失了顏面。對“天子”而言，這是非常嚴重的政治事故。東巡歸來的弘曆，陷入了一種極深的挫敗之中，整個人變得格外敏感，對朝中群臣與在野知識分子皆疑神疑鬼，總覺得別人在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自己。
於是，乾隆十三年，成了清帝國大小官僚與讀書人的噩夢。據不完全統計，這一年至少有大員一百餘人，被斥責、降革、罰俸乃至賜死，量刑一概從嚴，株連無數。刑部與工部全堂被問罪，外省大員巡撫以上級別者50餘人受懲。弘曆甚至對皇長子與皇三子公開說出了“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的驚駭之言。胡中藻寫詩讚頌弘曆與皇后的恩愛，內中有一句“並花已覺單無蒂”，不過是客觀敘述富察氏已去世，竟也被定性為譏諷，蔓延成了一場巨大的文字獄。
單純的愛情，是不足以解釋乾隆十三年之恐怖的。在欽天監工作的劉松齡是這種恐怖氣氛的親身經歷者。他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他（弘曆）拿腳踏他的皇長子，然後命令打他，說他在皇后喪儀上不夠悲哀。另外把兩個大臣打得是這樣厲害，以致一個當天死了，一個過幾天也死了。另一個大家認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宮廷遭到審問，幾個月後才得到赦免。另有一個地位一樣的人，雖經他母親求情，還是在皇帝眼前捱打，幾乎打死，然後很沒面子的從宮廷拉出去了。”
如果富察氏的身上沒有附著弘曆“富貴天然”的命格，如果她的人生境遇不屬於弘曆政治人設的一部分，朝臣們大概不會有這樣悲慘的遭遇。疑神疑鬼的弘曆無法忍受“天意”對自己多年來塑造的政治人設的羞辱。疑心生暗鬼，在弘曆眼中，彷彿全帝國都在怠慢皇后的喪儀。怠慢皇后的喪儀，便是在怠慢自己，便是在嘲笑自己政治人設的破產，便是在嘲笑“天意”對自己的拋棄。
無法抽天意的鞭子，卻不妨拿朝臣與讀書人開刀。愛新覺羅·弘曆在乾隆十三年的種種瘋狂，不足以證明他深愛富察氏，卻足以證明他是一位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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