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出自魯迅的自嘲詩，後半句不清楚，但是前半罵句，那真是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代的文人基本上都沒能逃過魯迅的毒嘴，尤其是胡適。

在文化陣地上，魯迅胡適雖為“雙子星座”，但二人卻並未因此成為互敬互愛的知交，和生死與共的戰友，相反，他們之間還發生過很多不快，魯迅還在文章中多次譏諷胡適，將他作為自己批判的物件，本來可能的文壇佳話，卻以二人互為陌路而留下了文化史上的遺憾。

胡適和魯迅的關係本來不錯，兩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而魯迅之所以從一個小吏，成為中國的文豪，主要是在於為《新青年》寫稿。而胡適就是《新青年》的重要負責人。沒有胡適的大力支援，魯迅不可能有後來的地位。其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和魯迅是並肩作戰的，在這場運動中，胡適是帥，魯迅是將，兩人都提倡白話，提倡民主與科學，可謂是志同道合。

在胡適看來，罵他並非全是壞事，只要不過分，都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每一個人來說，罵你痛處，反而讓你覺醒。這就是他被魯迅罵十餘年而不還口的最真實理由。

他是折服魯迅的才華，也認可了魯迅的為人。

他了解魯迅的脾氣。梁實秋等人就是例證。

魯迅差不多把那些所謂的文人騷客都罵光了，正愁找不到人來罵，胡適怎麼會去撞槍口？

魯迅一向主張“痛打落水狗”、“絕不寬容”，連親兄弟都能恩斷義絕、形同陌路。而胡適天性就具備很高的情商，在政界、文人交往都能左右逢源，對人更能急公好義、傾囊而助。在政治主張和社會改良上更反對暴力和極端，所以他倆的分道揚鑣是必然。

胡適的度量和社會地位就決定了他絕不會跟魯迅對罵。而且這樣的罵戰根本不是學術的或者對於政治上不同觀點的辯難，純粹淪為了誰罵得更生動、更巧妙、更不堪的比拼，這是胡適不屑為之的。

胡適能夠擔任民國政府駐美國大使，就能說明問題——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與當政者很接近，便不會接受任命；同樣，不是這樣，當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而魯迅，同樣作為知識分子，無疑是站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一邊的。是非曲直，總還是要尊重歷史；從歷史真實中，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

魯迅去世後，有人在發文中攻擊謾罵魯迅時，而胡適則發文替友奮力反擊之，力為好友辯護。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魯迅生前，胡適對魯迅的謾罵，從不公開應戰，屈身以下，不是怕魯迅，不是不如魯迅，不是不知魯迅，不是有什麼短處可避，而是知魯迅，愛魯迅，欣賞魯迅，怕失去好友魯迅，此乃忍讓之故也。明知其誤會與過分，也不爭辯，不生氣，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