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納所說的時代特徵包括政治、宗教、文化、經濟、軍事、生活方式、時尚、時代精神、審美趣味等因素。丹納認為“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的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傅雷對丹納提出的時代精神理解為這一時代大多數人的思想感情。在悲傷的時代，周圍的人在精神上能給予悲傷的暗示，從而使藝術家的創作傾向於陰暗的題材。

謝靈運詩歌的低沉本是源於時代的聲音，同時代的文學創作都帶有哀傷的感情。如鮑照《擬行路難》表現了為國建功立業的願望、對門閥社會的不滿、懷才不遇的痛苦、報國無門的忿懣和理想幻滅的悲哀。此外，有《恨賦》、《別賦》的作者江淹，東晉的陶淵明，三國魏末的阮籍嵇康等，他們代表了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精神。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時代精神。謝靈運所處的劉宋時期社會動盪，文人多隱居並且用筆墨表現對社會黑暗的不滿，所以詩歌意境多消極悲觀。南朝時期，宋武帝劉裕創立了劉宋政權，陳郡謝氏此時開始走向衰落。這一時期所表現的時代特徵為社會長期混戰，政權頻繁更迭。文人多崇尚道家思想，選擇歸隱山水的生活方式。

這一時期是古代山水審美意識的初成期，謝靈運便在這樣的社會背景環境中開創了中國山水詩派。他的山水詩的審美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包括感官直覺到的快感、精神上的淨化和哲理上的昇華。焦竑在《謝康樂集題辭》中言“然殷生有言：‘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躓，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於藻麗者情涸。’康樂之雕刻組綴，並擅工奇，而不蹈殷生之誚者，其神情足以運之耳。”焦竑對謝靈運的詩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其詩既精緻華麗又富於情感表達，謝靈運的山水詩表現了他這一審美趣味。

盛唐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儒家思想佔據主流。孟浩然的詩歌也帶上了一層盛唐氣象，表現了宏大開闊的一面。孟浩然處於太平盛世的盛唐，文人積極求仕，他們的詩歌多是盛世之音，在歌頌安定繁榮景象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報國之志。如：“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臨洞庭湖贈張丞相》）八月秋高氣爽，浩瀚的湖水波濤盪漾，煙波飄渺。遙看水天一色，上下渾然。有雄渾壯觀、汪洋恣肆、海納百川的意境。同時孟浩然也有投筆從戎、以身報國之志，如“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送陳七赴西軍》）

此外，孟浩然自詡為孟子後代，他“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前期隱居襄陽一直在為求仕做準備。儒家思想提倡學而優則仕，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這一入世準則。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看似與盛唐潮流不合，但這也是對盛世景象的一種表現。他筆下的景物表現了社會的安定和諧，表達了詩人的快意與享受，這與謝靈運詩歌所營造的意境完全不同。謝靈運與孟浩然的詩歌都迎合了他們所處的時代，體現了相應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