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即將完稿的《清史》在網上引起了一陣爭議。大家的爭論焦點，主要是這套史書居然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白話文寫的。這讓一幫古文和歷史愛好者很不爽，還吧唧吧唧的列舉了一大堆文言的好處：什麼文言更雅、更正，更簡潔等等，認為白話文羅裡吧嗦，而且不尊重傳統。
看到這幫人的觀點，我真的覺得好笑：按照這幫人的尊古邏輯，那《清史》不僅不應該用白話文，而且連標點符號和簡體字都不能用——畢竟它們也都是近現代的舶來品或產物。這幫學究咋就不在這兩個環節聒噪？
當然，光這麼懟，肯定不能讓這幫酸學究服氣。那麼我就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清史》更應該用白話文而非文言？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為什麼古代會形成與白話截然不同的文言文體？其實文字這個東西，本來就是語言的一個書面延伸，而它最大、也就是最根本的用處，就是用來記錄和傳播。
那麼，既然是語言的書面延伸，為什麼會出現文言文？要知道，文言文和大家說的白話是不一樣的，不管是現代還是古代，人們日常口語跟文言絕對是兩碼事。
一個最直接的因素，當然是規範化的需要。比如人們說話，肯定會有一些粗言穢語，即便是皇帝，估計平時也沒少罵娘，這些要記錄下來肯定不妥；而且口語發音是會隨著時間流逝和地域不同而有變化的。今天的人如果穿越回過去——明清兩朝可能也就罷了，再早點，古代人說的話發的音跟現代完全不同，語法內涵其實也有很大差異，所以穿越者其實是聽不懂的。漢語作為表意文字的優勢這裡就現實出來了，透過規範化的文體，在一定程度上擺脫日常口語的變遷，讓文字能夠更好的傳承。
但這個其實並不是文言得以成為古代史書規範文體的最關鍵原因——畢竟白話也是可以規範化的，現代人，但凡稍微具備點古文素養，同樣可以去閱讀唐代的白話傳奇小說，至於明清時候《四大名著》，那就更不在話下。
那麼，真正讓文言成為《二十四史》通用書面文體的因素是什麼？很簡單，兩個字：成本！而這個成本，又分為記錄、儲存、流通三個環節。
在古代，文字的流傳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為什麼？就是因為記錄和儲存太難了。中國最早是用甲骨來儲存文字，但甲骨這個東西通常不大，一塊骨頭記錄不了幾個字，然後甲骨又不規則，所以大批甲骨聚在一起規範化儲存就很困難，很容易就亂了套。所以商朝以後基本上就沒用了。
那後來用什麼呢？西周和晚商普遍比較多的是金文，就是把字刻在青銅器上。這個青銅器的話，比單個的甲骨還是面積稍微大一點，差不多夠寫一篇正兒八經的文章了——這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金文——刻在金屬上的文章。
但饒是如此，還是很困難。因為青銅這成本依然是很高的，就算是周天子和諸侯大夫這些貴族，也不可能大寫特寫——成本上受不了。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金文，一般都是用來記功的——比如祖先幹了件什麼牛掰事情，或者受到周天子封賞，就築一個鼎，在裡面刻一篇文章，吹噓下自己或者祖先。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載體青銅的成本實在太高，所以就算能在青銅上刻文章，這種文章也很短小，字數多了，地方就不夠了。
可這樣問題就來了：你的文章肯定要完整的表達自己想記錄的內容，可載體面積又嚴格限制了字數。
這就形成了矛盾。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辦法是增加幾個載體——也就是多搞幾塊青銅，或者乾脆把青銅刻字面積搞大點。但這樣成本太高，大家承受不了。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在文字方面下功夫，力求用盡可能少少的字，把自己的內容表達清楚。
但這個肯定是和口語白話發生衝突的。口語白話著重的是讓聽者理解自己的意思，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不太計較長短——只要不囉嗦就行。只不過，你口吐芬芳沒什麼成本，記錄到載體上，卻是需要成本的，這種衝突的存在，就決定了，需要一種跟口語白話截然不同，講究言簡意賅的書面語言出現。
這就是文言這種文體出現的第一個理由——文字記錄載體的生產成本，倒逼了文言文的出現。這個生產成本越高，對書面語言言簡意賅的要求也就越高。所以我們知道，金文是最言簡意賅的，簡到非古文專家幾乎都看不懂。後面竹簡出來以後，成本降低許多，所以《詩經》、《論語》這些就勉強看得懂了——但依然需要註釋。但再往後，隨著紙張的出現，文言文也越來越通俗。尤其是隨著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慢慢出現，不僅文言文了，甚至都出現了白話小說。
但即便到了活字印刷通行的明清，修宋史、明史依然是用標準文言，而非古代白話。這又是為什麼？原因很簡單——白話小說是一種商品，可以透過讀者的購買來回收成本賺取利潤。所以用白話是可以的，甚至越白，受眾範圍越廣，所以潛在買家越多，書商和作者更能賺錢。但修史這玩意是個學術行為和政治行為，用的是朝廷的財政，根本就無法透過售賣回本。而且史書這個東西字數比較多，動不動就幾百卷，所以即便是在用竹簡和紙張的情況下，成本也是挺高的。這種生產成本限制，決定了它依然要在一定程度上節省字數，以降低生產成本。何況史書是給專業人士——史學家和皇帝大臣士大夫看的，這幫人本身文化素養極高，文言毫無障礙，所以也不用擔心他們看不懂。
這就是文言文著史的生產成本因素。而除此之外，還有儲存因素和流通因素。
要論儲存，青銅載體儲存倒是最持久。但青銅成本太高，記錄一篇短文可以，用來記錄短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字的史書肯定就不行了。青銅不行，絲綢之類高成本的同樣不行。所以，古代儲存史書的標準載體只有兩個——竹簡和紙。
竹簡和紙本身倒是相對便宜點，但問題是，這玩意成本依然不低，而且同樣佔空間，竹簡就不說了，即便是紙——也就是書本。一套史書幾十萬字、幾百萬字下來，也得大幾十本甚至上百本。
這麼一大堆書或者竹簡，本身就是要花費很大成本的——首先載體原材料就是老大一筆成本。而且史書既然要流傳於世，肯定不能只有一套，而是得發行一批，而這些無論是手抄或者印刷，成本也都是槓槓的。
而且就算髮行了，收藏起來成本也不低。這麼多竹簡或者書籍，儲存就很佔地方——你先得有這麼大的地皮，而且還得修房子，而且書籍竹簡這些玩意還比較嬌氣，得好好儲存，不然容易受潮——所以一般這種房間還得通風，還得防潮，還得天氣好了拿出來曬，所以還得有專人伺候。
當然，如果就是一套史書，那收藏者可能也能對付。可問題是，能有一套完整斷代史書的人，其肯定不會只看這一套，家裡必然是歷朝歷代史書都有——不光有官修正史，還有各種非官修史書，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文學史學著作。這麼多書要儲存，這成本就非常高了——書房都不夠用，一般都得修個專門的藏書樓。
這些即便是放在現代，成本也是不低的。擱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那就更是非常昂貴，非皇室官府和大富之家，否則根本承受不起。
還有就是流通。文字既然生產出來，肯定有傳播的需求。因為竹簡和紙張的成本、重量和佔用空間要求依然不低，所以傳播起來是比較麻煩的。看的人多了竹簡會散架、紙書會損壞；書和竹簡太多，傳閱也不方便；何況成本擺在這，古代很多人也買不起。
這也是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政治流行的關鍵因素。因為當官必須得有文化知識，但文化知識的載體——竹簡和紙書太貴，只有貴族門閥才負擔得起買書藏書的開銷。這也就意味著，只有門閥子弟，以及門閥大家收的親信弟子，才有機會接觸知識——也才有機會當官。這幫人從入仕起，就跟自己的家族緊密關聯在一起，形成士族；至於寒族，你連書都接觸不到，沒有知識，就是給你個官你也當不了。直到唐宋，隨著造紙術的進步和印刷術的普及，知識才慢慢下沉到小地主和富農、市民階層，為科舉和士大夫取代門閥和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礎。
流通的高成本，也對文字精練提出了高要求。文字越簡潔精練，消耗的紙張越少，抄書、印書、藏書、借書、買書的成本才越低。知識才有可能更大範圍流通。雖然文字過於簡潔精練，對閱讀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這個是人主觀能動性可以克服的——你多學學就可以理解。但書的成本，這個是客觀硬條件，沒法短期內下降，也就不可克服。所以，為了降低硬成本，方便文字和知識傳播，就必須精煉文字，廣泛使用文言。
但上面這些制約文字傳播的載體成本因素，在現代已經越來越弱。進入工業化社會後，隨著造紙製書和排版印刷等產業的工業化，書籍生產成本大降；而交通運輸的發展，又大大降低了書籍的流通成本；現代建築業的發展，也讓大規模藏書成為可能——古代建個藏書樓，成本相對於當時社會生產力來首其實是非常高的，非皇室貴族和大富豪不能承受；現代建個圖書館——雖然論絕對成本比古代藏書樓還要高，但相對於社會生產力來說，已經沒那麼高了。
而電腦和網際網路的出現，更是將這些成本打到了地板。電子資訊化時代，文字載體直接變成了資料，文字以資料的方式儲存傳播，成本無限逼近於零。以前你整個幾千萬字出來，抄寫、印刷、收藏、流通，成本可以說是高不可攀；現在你整個幾千萬字，擱電腦和隨身碟上也不過幾十百把MB而已，甚至直接雲儲存，幾乎沒有成本。
總而言之，擱到當今時代環境下，整一套史書，只需要考慮內容生產——也就是編纂成本就行了。至於書編出來以後的其他成本，如今都已經無需考慮。
既然如此，修《清史》還要文言文幹嘛？就用白話文，這樣不具備文言功底一般普通人也能讀的懂；甚至文字都不再是唯一內容載體，音訊同樣也可以。同樣，既然儲存、傳播和流通等問題不復存在，那內容上就可以大大充實——以前可記可不記的，或者當時看來沒那麼重要、細枝末節的，可能史官出於各種成本考慮就不記入正史；但現在，所有反映清朝這段歷史的，不分大小，只要有價值，我們都可以詳細記錄，讓後人能夠完整的瞭解這段歷史的全貌。
這就是清史用白話文，而且整套下來高達3000多萬字的原因——這就是時代發展，科技進步，對修史這項中國古老傳統的影響。
至於有些人說的，文言文有文字美感，白話文沒有韻味。對於這個，我只想說，這部分所謂歷史愛好者，連修史的目的都沒搞明白——修史是為了歷史的記錄和傳承，是嚴肅的史學工作；至於文字美感什麼的，那是文學範疇的事兒。非要計較這個，那你也不應該把目光盯在《清史》，有這個功夫，還不如而是好好研究研究，看這茴字到底是哪四種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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