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大包乾初期，筆者在縣鄉工作。當時我們這些基層幹部都認為大包乾只是權益之計。就像1960年經濟困難以後，國家實行過一段時間的小包乾一樣，是為了解決暫時的經濟困難，一旦經濟形勢好了，還會走向大集體的道路。所以我們一直堅持“統分結合，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政策，在實行大包乾的過程當中，集中力量抓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當時我們認識到，村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支部的戰鬥力、影響力和凝聚力就強，社會事業就發展的好，村風民風也更好。

結合當時大辦鄉鎮企業，各級領導都集中精力扶持鎮村集體企業，培養了一批集體經濟發展的先進典型。這一點，在華西村和南街村的發展過程中，經帶得到各級領導的支援鼓勵，而沒有受到責難，就可以看出來。

在推動鎮村集體經濟發展工作上，一是發揮先進典型的示範帶領作用。各級每年都組織村幹部外出參觀，重點看村集體經濟發展好的典型。當時到華西村的考察團絡繹不絕。各級每年組織的農村工作三級幹部會議上，都有大量鎮村集體經濟先進典型發言介紹經驗，當時的報紙電視等媒體也對這樣的先進典型大量進行宣傳。二是採取幹部進村掛職、包靠等措施，指導村級發展集體經濟。三是資金技術支援，各級領導當時都協調銀行等部門給鎮村集體企業增加貸款。四是納入考核，各級都把鎮村集體經濟發展情況作為對領導幹部進行考核的重要內容。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各地出現了一大批村級集體經濟的先進典型，全國有“南有華西村，北有大邱莊”的說法，各省、市、縣、鄉也都有自己的先進典型。90年前後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號稱有村辦集體企業的村莊超過三分之一。

好景不長，隨著國家對經濟的治理整頓，企業的困難逐漸顯露出來。資金不足，技術落後，高耗能高汙染，管理經驗缺乏等， 企業出現了大批的虧損和倒閉。在這種情況下，在2000年前後全國各地普遍對鎮村集體企業進行了改制，由集體企業改為私營或股份制企業。在改制的過程中，銀行承擔了大量的損失。

筆者常常思考：為什麼華西村、南街村能夠把集體經濟發展的如此之好，而全國那麼多的村莊，已經有了比較好的基礎了，卻不能堅持下去？

華西村南街村，有特殊的領導人、特殊的村民素質、特殊的村風民風。這樣的村莊，不管什麼樣的體制，都能夠靠人的努力把事情辦好。而全國各地的大部分村莊，在現有的管理水平和村民素質下，還不能有效地適用集體經濟這一發展模式。

這也是近期一段時間以來，有一些城郊村因為徵地拆遷款的使用發生激烈矛盾的原因。在徵地拆遷款的使用上，村幹部認為應該大部分留在集體統一使用，發展集體經濟，解除村民的後顧之憂。而大部分村民不放心村幹部，擔心他們把自己的血汗錢浪費了，花光了，雙方發生激烈的矛盾和對立。

發展集體經濟是許多人的夢想。他似乎離我們很近，又似乎離我們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