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其他留學生一起抵達了戴高樂機場。我們要在巴黎過一天，然後到全國各地的寄宿家庭中。

穿過機場狹窄的走廊，走上自動扶梯，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而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次歷程有多重要。

我剛踏進未知的生活，既興奮又害怕。

帶著長途飛行的倦意，我們被領進一輛公共汽車，前往“光之城”——巴黎。鼻子緊貼車窗，我彎著脖子想看到整個凱旋門。接近凱旋門的基座時，公共汽車以驚人的速度駛人車圈中。我還沒有來得及欣賞它的優雅和威嚴，汽車已經急速轉到香榭麗舍大街上。

我的心在狂跳，淚珠在眼中打滾。打動我的是一種對照感：潔淨雄偉的凱旋門和四周風馳電掣的汽車形成一種對比。這緊抓著我的心，久久無法散去。

陽光穿過雲層，照耀在榮軍院金色的圓頂上。此時此刻，我渴望著將一切留在記憶中：彎曲的鵝卵石街道，悠長的警笛。土色建築上閃爍的金光，甚至公共汽車司機的高盧人青澀氣味和隔夜的酒味。

第二天，還沒有在飛機時差中緩過來，我就乘火車駛向寄宿家庭。我頗感憂慮。幾周前，我用最好的法語水平精心寫了封介紹信，但卻沒有收到回信。而且，這個專案的所有孩子都與寄宿家庭有著愉快的通訊往來。我最終收到了一張字跡潦草的精美明信片——很明顯，它曾經寄丟了。我注意到明信片上籤著幾個名字：多米尼克、托馬斯、盧卡斯、亞瑟。這個家庭全體成員都是男性嗎？多米尼克是個男性還是女性名字？我真不知將要接觸的是什麼家庭。

我在普羅旺斯一個叫卡爾維松（Calvisson）的地區下車。實際上，這是個非常小的村莊，坐落在一條蜿蜒的鄉村公路旁，距離尼姆（Nimes）約半小時車程。下車後，我在人群中搜尋接待者，心中一陣驚慌。他們忘記了我嗎？終於，我聽到一個女人在叫我的名字。起初，我沒有聽出她是叫我，因為她將Maureen讀為“Mo’r‘eene”——用捲舌音讀“r”，還按法文發音方式將詞末的“n”讀出來。聽上去，這像唱歌而不是說話。後來我才知道，這種發音方式是這個地區的普遍特徵。叫我的女人帶著大圓框眼鏡，鏡片有可口可樂瓶底那樣厚。她緊張地擠過人群，手中拿著一塊寫著我名字的面板，和一頭棕色捲髮一起有節奏地彈跳著。

“歡迎！我是多米尼克。”她用法語說。於是，多米尼克成了我寄宿家庭的媽媽。她伸出雙臂，圓形的身軀擁抱著我。我傾斜身子，按照傳統見面禮吻她兩下。令人驚訝的是她的手仍舊停留在我肩上，我們只好又吻一次。“我們這裡吻三次，”她帶著溫暖的微笑，“我們在法國南部，比巴黎人更熱情。”她將我拉到一輛雪鐵龍轎車中，徑直駛向家裡。

他們的房子是排屋中的一間。排屋位於狹窄的街道旁，每戶都有明亮的綠漆門，整齊有序地嵌在金色的石灰岩牆壁上。推開門是一個小院子，院中的桌子上鋪著一塊鮮豔的黃色桌布，上面擺著一瓶新鮮的野花。炎熱的夏日，蟬聲如雷我幾乎聽不清多米尼克在說什麼。但這根本不重要。我已經疲憊不堪，看到新家庭的女主人後就已經很安心了。

多米尼克帶我穿過院子，進入屋子。我瞥了一眼廚房，看到五顏六色的蔬菜——西紅柿、胡椒、南瓜和茄子——堆滿了購物籃，還沒有來得及整理。烤迷迭香的氣味提醒我，午餐時間快到了。多米尼克帶我到二樓小樓梯盡頭的房間中。“放好你的行李，”多米尼克說，“然後我們一起吃飯，再到海灘。”海灘應該很遠，我想，但我熱愛陽光和冒險。那時我真的很高興聽懂了“plage”（海灘）這個詞。“我兩個兒子盧卡斯和亞瑟已經在那裡，”多米尼克說，“啊，兩個男孩——我多麼走運！”

多米尼克和我坐在院中的桌子旁。我還未成年，但她給我倒了一杯冷瑰紅葡萄酒。法國這個地區的特色風味是山羊乳酪。在聖路易斯，父親已經讓我嚐到第一口山羊乳酪。但是，這次餐後嚐到的乳酪完全不同。桌子擺著三個盛著乳酪的小圓碟。最大一塊乳酪有著棕褐色的、皺巴巴的表皮；第二塊則更小、更平滑，周圍有一圈灰色的粉塵；第三個碟子上的乳酪最小，非常緊湊，不均勻，幾乎全黑。多米尼克讓我從第一份（也就是最軟的一份）開始，然後再嘗剩下的。她解釋說：“乳酪越硬，味道越濃。”在法國，人們有一種非常精確的吃山羊乳酪的方法——品嚐任何一絲美味的次序。人們必須從最淡的乳酪開始，既保持味蕾的敏感性，也讓味蕾逐漸展開，以便完全感受最濃烈的乳酪。我用刀使勁切開那塊“最溫和”的乳酪，接著，像花生醬一樣塗到法式長棍麵包上，但柔軟的麵包芯只是捲起一個個小球。我看了一眼多米尼克，她從山羊乳酪上切出一塊完整的三角形楔子，緊緊地夾到長棍麵包裡，嫻熟地咬了一口，再長長地吸了一口葡萄酒。她用這種方式品嚐了每種乳酪，但卻讓我不要試最濃的那塊……現在還不是時候。我已經垂涎欲滴。那塊零碎的麵包和乳酪還沒有到口，桌上陳年乳酪的辛辣氣味已經撩動鼻子。在乳酪接觸到舌頭那一刻，我相信以後再也不會吃美國的山羊乳酪了。厚實的乳狀乳酪炸開了味蕾，我的舌頭搜刮著嘴巴每個角落，不放過任何一絲味道。我很快學會品嚐山羊乳酪的儀式：放慢，回味，盡情享受，這象徵著法國人對待美的方式。

很快，我們要到海灘。我走進房間，翻出泳裝、幾條短褲和一件T恤，然後衝回車裡。他們的雪鐵龍車型是2DS系列，車身修長。當引擎發動，減震系統浮起來，像一隻隨時起飛的飛碟。最後，我們確實“起飛”了，從鄉村公路走上“國道（二至四車道的更高速的道路）”，再進人“高速公路”多米尼克和我聊起來，問了我很多關於家庭的回題。我只能含糊地用簡單的單音節詞作答。如果沒有到法國，我還以為自己法文不錯。多米尼克一直使用一個我難以聽懂的短語： mon fang。她牙痛嗎？為什麼她經常使用這個表達？這個詞與我有多少兄弟姐妹有什麼關係？我的法英字典此時毫無幫助。

路上的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得多。黃昏將至，我懷疑我們到了海灘後是否還有時間游泳。我開始想象大海的樣子，它躺在拉格朗德默特岸邊那些巨大怪異的高樓之間。當我們繞過一座金字塔形的公寓大樓時，我在想，為什麼在法國如此精緻的文化中會建造這樣醜陋的建築？在我看來，法國文化只會盛產二人餐桌上各式的山羊乳酪和新鮮野花。這裡的一切建築並不像教科書中看到的蔚藍海岸照片。

我們將汽車停在擁擠的停車場中，穿過到這裡汽車露營的人海。多米尼克自豪地走向我們的“大篷車”，這是一輛白色的拖車，帶著一個遮陽篷。我頓時明白我們將在這裡度過整個週末。是的，整個週末。可我只帶了一件T恤，幾條短褲，沒有牙刷、睡衣，甚至沒有一套換洗內衣。當我笨拙地解釋我的困境時，多米尼克突然擁抱著一個高瘦而優雅的男孩。她說：“這是亞瑟，你的弟弟。”他歪斜嘴巴，微徽一笑，傾斜身子禮貌地吻了我三次，這是鹹而多沙的吻。接著。一個身材矮點的年輕人走來，他同樣高瘦，但胸膛滿是毛，鬍子有幾天沒刮。多米尼克自豪地宣佈：“這個英俊的男孩叫盧卡斯。”盧卡斯將披肩捲髮隨意紮成一條馬尾辮，匆匆地吻了我三下。這兩個年輕人就是我的法國新兄弟。

我們走進狹窄的旅行拖車，我又一次向多米尼克解釋沒帶換洗衣物。她終於聽明白了，大笑著向我保證，白天我可以穿“泳衣”，她就能幫我洗內衣，太陽足可以在晚上前將衣服曬乾。我對她如此輕描淡寫感到驚訝。她還說：“我們在海邊，沒關係。”和深愛的人在一起時，法國人不再顧及瑣碎的東西，他們會湊合著過下去。

多米尼克的丈夫叫托馬斯，是個機械師。長年辛勤的勞作讓他雙眼眯成兩道狹窄的縫，只透出一絲藍光。他頭髮很厚，打著髮蠟梳到後面，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男士復古髮型龐畢度（Pompadour）。這樣，我和寄宿家庭所有成員見過面。我打量著這臺小型的旅行拖車。我們睡覺睡在哪裡呢？拖車後部只有一張大號床，大概是多米尼克和丈夫睡覺的地方。到了晚上，我才知道男孩們和托馬斯睡車外的遮陽篷下，多米尼克和我睡車內的床上。“我很樂意讓出床位。”托馬斯將沉重的手擱在我的肩上，向我保證。滿是沙子的床鋪讓我不適，但我無暇顧及。一來旅途顛簸，傾聽南方歌唱一般的口音之吃力，讓我精疲力竭；二來，第一次見到家人讓我滿懷興奮。我很快人睡，身旁是法國新媽媽溫暖柔軟的身體。

第二天早上在公共浴室是一個徹底放鬆的時刻。我走進隔間，待在屬於自己的空間中，享受片刻不說法語的自由。抬頭淋浴時，我忽然發現隔壁的年輕男子從隔板頂部看過來，臉上帶著開懷的笑容。我尖叫起來，試著將他趕走。不幸的是這驚動了旁人，他們紛紛問道：“沒事吧？”“發生什麼了？”“一切還好嗎。”這種侵犯深深傷害了我。當我告訴兩兄弟時，他們都覺得我大驚小怪，但覺察到我的不安，發誓下次站在旁邊保護我。法國人對裸體有著不同的態度。在美國，裸體代表著性，對於十六歲的“好女孩”來說是禁忌。人們認為，公眾裸露或被人偷窺是不對的，這會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招來危險。然而，法國人認為裸體是自然的，甚至是一種美在法國，不同年齡、體型的女性裸露著上身曬太陽，孩子們在海灘上一絲不掛地嬉戲，沒人對此大驚小怪。我羨慕法國人能坦然接受自己的身體，渴望某天我也能不顧他人的指指點點，勇敢袒露身體。

回到卡爾維松，我才知道弟弟亞瑟是個芭蕾舞者。他準備到巴黎音樂學院學習幾周。房子末端有一間裝著雙層玻璃門的小書房。亞瑟偶爾會出現在那裡，播放優美的古典音樂，關門練舞。我經常躲在門邊，偷看他在音樂節奏中流暢地舞動著，面孔甜美而寧靜。除了在聖路易斯看過《胡桃夾子》外，我不知道如何欣賞芭蕾。但亞瑟的舞蹈讓我深深地著迷。有一次，他的眼角餘光發現了我偷窺的秘密。他大笑起來，好像他的秘密也被我發現了一樣。他邀請我進屋裡坐下觀看。看到他的身體在面前跳躍晃動時，我努力抑制著眼淚。後來，等他放學回家後，我都到書房看他練習。不幸的是，他很快要去巴黎，後來受訓於魯道夫·努列耶夫（Rudolf Nureyev），成為巴黎有名的舞蹈家。

我對法國文化、風景和品位的體驗日益深入。那個夏天每時每刻都充斥著各式冒險。我們度過無數慵懶的炎熱夏日。我們聽著蟬鳴，走在城外的土路上，與鄰居一起出行，逛各地的雜貨店。鄉村本身就是一個讓人充分體驗感官愉悅的地方。夏末是薰衣草收割的時刻，空氣每個分子都洋溢著醉人的芬芳。這種氣味之濃郁不限於嗅覺，它好像能進人你的每個毛孔。多米尼克經常割下乾枯的薰衣草，用印著知了影子的黃綠色普羅旺斯布料包裹起來，與抽屜裡的襪子等衣物放在一起。

我們還到了生產山羊乳酪的農場，整個旅程並不芬芳這裡，人們不僅滿懷敬畏地品嚐山羊乳酪，從合適的製造者手上購得同樣重要。我的寄宿家庭為認識優質的乳酪製造商而自豪。他們覺得，在人口不到4000人的小鎮中，那個牧場主出產最好的乳酪。說那裡是一個農場似乎有點褒義，它只是一個搖搖晃晃的老棚屋。乳酪生產者像法國普通的牧場主，有著一雙粗大而脹鼓的手，長年的田中勞作讓他的手紋變黑。他長著一張紅臉，臉頰和鼻子爬滿細紋，這是長期早晨喝紅酒的習慣造成的。農場中有一個木棚、一堆箱子和遍佈草地的山羊。當然，我還聞到我們購買的乳酪，作儲存用。這種“優質”乳酪像岩石一般堅硬，辛辣這個詞語難以描述它的口感。這就像將一團芥末放到口中：你的眼睛難以自控地掉淚，鼻子痙攣，後腦刺痛。強烈的刺激讓我渾身顫抖，我懷疑只有法國人才擁有這種後天習得的品位。

體驗不適的事物，放下先見之明，走入他人世界，這對於我至關重要。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別無他法。我希望探索生活的歷程就像學習一種新語言一樣。例如，我當然可以透過看教科書、記單詞和遣詞造句學法語，但真正學法語的方式是從英語環境中抽離出來，只說法語。在純法語環境中，我需要隨機應變，而不是墨守成規。如果我看到一把傘，我儘量不去想英文的“umbrella”和對應的法文翻譯“parapluie”，而是直接用法語思考。這時，你不再是留意單詞和語法，而是留意到詞語之間的彼此關係。因此，我需要忘記自己學過的語言和語法規則，進入全新的語境中，用新的方式去傾聽和表達。在那個夏天，我透過最簡單的日常習慣瞭解法國人，如“Theure de Tapero（開智酒時刻）”——備受尊敬的雞尾酒時光。無論一天如何忙碌，“開冒酒時刻”照常不誤。這是一個必要的停頓，一個坐下來反思、閒談、玩法式滾球的時光。在法國南部、你能喝到苗香酒（Paslis），一種甘草味烈酒、必須與普通餐用礦泉水調和飲用。每天晚上，我的得宿家庭會提供不同型別的茴香酒。在普羅旺斯沒有人會為你調酒、或問你喝什麼。人們都假定你喝茴香酒。有些家庭甚至能自制這種酒。在開胃酒時刻，桌上放有一個玻璃瓶，貼著保樂力加（Pernod）標籤，盛滿了水，還有幾個長而高的玻璃杯。也許還有一塊冰塊，但不會太多，法國人很少用冰海明威曾寫過茴香酒遇到水的著名段落。茴香酒剛從瓶中倒出時還是透明的液體，一旦與水結合就變得渾濁。單單看著茴香酒在水中變形，聞著它散發的茴香，我已經有點眩暈。

“開胃酒時刻”是一種美的儀式——在晚飯前，你停下手頭一切工作，單純地享受整個世界。我的家人放緩心情，欣賞身邊萬物固有的美麗。對於法國人，這種人生姿態是隱秘的，但卻是他們的天性的一部分。這個時刻喚醒了我的所有感官，讓我充滿活力。

即使在小鎮上漫步，我也覺察到感官甦醒後的變化。在法國南部，我沒有課程、工作或朋友，不受任何規則管束。有時，我們只是在鄉間漫步，和打掃門前臺階的鄰居彼此致意；有時，我們走上蜿蜒的泥路，爬到村莊頂部。空氣乾燥，我們的腳步帶起一團團灰塵，我總是感到口乾。盧卡斯會向路人介紹我，他們只是朝我點頭微笑，不知道對這個“美國人”說些什麼。有一天，我們登高望遠，爬上一個比村莊更高的山坡。在山頂，我頓時喘不過氣來，不是因為攀登的勞累而是面前的景緻。面前似乎什麼也沒有，沒有修剪整齊的說園或驚人的建築，也沒有歷史遺蹟。看到的只有一望無際的野花：紅的、黃的，藍的，從修長的黃草中探出頭來。我久久凝望著村莊，沉浸在難以置信的美景中，貪婪地享受著一切——時間似乎停止了。

我也想念父母，但在法國的日子實在太精彩了，我竟然有點樂不思蜀。偶爾，我會用古老的法國電話打給父母。電話是暗淡的軍綠色，有著大而笨重的話筒，比小時候的美國話筒重很多，但電話的撥號盤非常乾淨、優雅，它的簡約很好地體現了法國設計的精髓。對於法國人，一切都是重要的是的，一切。而義大利人則非常不同，他們認為裝飾藝術只是一種工藝而已。但法國人認為，事物的意義來自事物的內部，來自大地母親。所以說，在義大利，是人在“製作”電話；而在法國，是電話“製作”了自身。

告別法國南部的夏日時，我哭了，多米尼克也哭了。她沒有女兒，生活中能有一個年輕女孩相伴是甜蜜而溫暖的。而且，我覺得她身邊需要有更多女性。法國已經是我的家，告別它讓我痛苦。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經發生改變，現在只是新生的開端。

回到聖路易斯好像到錯了一個地方。克里夫科爾的法文意思是“破碎的心”，這恰恰描述了我返美后的心情。弗吉尼亞·伍爾夫在《達洛維夫人》（Mrs。Dalloway）中寫到她同時活在生活裡面和生活外面，這就是我回“家”後的感受。我渴望重回法國，聽到法語，再次說起這種語言。我立刻計現實中走得越穩劃如何可以返回。

法國打開了我的世界，我比過往更能享受生命。那種完全沉浸在陌生地域和文化的體驗無刻不在影響我，它只可意會，難以言傳。這次經歷成了我生命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麼在影響我？是法國嗎？是法國人欣賞美的緩慢生活嗎？是法國人熱愛世界，擁抱悖論的生活方式？還是我剛找到新鮮自由感讓我能夠對抗保守的美國中西部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我認為答案是：關於法國的一切。日後，隨著職業不斷髮展，我才知道法國影響我最大的是：它喚醒了我的感受，讓我在最能派上用場的地方發揮感受力。最後，法國讓我明白了一種悖論之美。在大學中，我更深刻地明白了這種美；在香奈兒和蓋璞工作中，我證實了它的正確性；在離開香奈兒CEO崗位前，這個領悟啟發了我培養一種強大的、主動的領導力。

說了“最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二十年後，我在距離卡爾維松附近的呂貝宏（Luberon）度過了許多夏天。這讓我最終明白了“mon fang（多米尼克和村民的常用短語）”的意思。那是在一家小店中，一個屠夫一邊切著肉片，一邊向顧客抱怨著酗酒懶惰的兒子。他不停嘆道：“mon fang。”

那刻，我忽然明白monfang事實上是一個長句：“M’enfang was mais enfin！”在普羅旺斯，法國人說話時通常省略句子詞語，將幾個詞語一同說出來。Mon fang 就是將這個句子的開頭（M’en）和結尾（fin）起來的讀音。我們知道，巴黎人讀“enfin”的“in”時讀作“eh”，而法國南部人則讀為“ang”。這個句子表面意思是“但最後……”但我能感到它有更含蓄的意思。事實上，這個句子表示人們接受了生活的不如意和美的瑕疵。我認為，這種態度打破了表面上一成不變的規則。它在說：最後，雖然生活有諸多不測（我們會遇到各種不幸、陷阱和侷限），但世界上仍存在更重要更深刻、更本質的東西，我們很容易會錯過它們。那麼，是什麼讓你熱愛你的熱愛？那裡面容易被錯過的更重要、更深刻、更本質的東西，你錯過了嗎？你到底錯過了什麼？你該如何找回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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