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世界500強榜單中，北京以57家企業總量遙遙領先；其次是上海、深圳、杭州，分別有11家、9家、8家世界500強企業；而成都僅有3家，其中有2家國企平臺公司，1家農牧業產業化龍頭。另外，從2021年中國500強榜單看，北京依然排名第一，擁有98家企業；其次仍然是上海、深圳、杭州，分別有30家、25家、24家企業；而成都僅9家，且5家國企平臺公司，剩餘2家以農牧業為主，1家光伏製造業，1家醫藥製造業。

總體來看，成都市龍頭企業數量雖逐步增長，但與成都城市能級相比不相符，與同級別的杭州相比數量差距較大，企業排名整體靠後，且上榜企業以國企平臺公司和農牧業產業化公司為主，科技屬性不夠、帶動能力不強、支撐作用不足。為此，我們不禁提出疑惑，成都為什麼難以培育出巨頭企業？本文透過分析認為，成都缺少巨頭企業的主要原因在於缺少具有技術控制力的本土企業、缺少具有產品競爭力的配套領域、缺少具有生態影響力的產業網路、缺少具有價值創造力的資源供給，缺少具有企業吸引力的政府服務五個方面，供參考。

一、缺少具有技術控制力的本土企業。成都市多數優勢產業依賴招商引資引進的龍頭企業來支撐，而引進的企業在蓉佈局多為組裝生產環節，受其總部的戰略定位影響，技術研發佈局力度不大，從而缺少新產品控制力和供應鏈帶動力。同時，由於對價談判能力不足，成都將過多的優質資源要素向這些引進的外資、合資、央企龍頭傾斜了，導致本地企業的培育力度顯得不足，導致本土總部型企業缺乏。如今，成都電子資訊產業大部分依託外資龍頭，軌道交通產業多依託大型央企，汽車產業也依靠大型企業組裝生產線，這些產業的顯著特徵就是基本都是引進的某一類或幾類產品生產線，雖然能夠帶動一部分企業入駐，短期內能夠推進產業加快發展，但長期來看這些產品也可能隨市場變化而沒落，且無法與供應商推進協同創新、共同提升，無法打造成具有持續發展能力的龍頭。但航空產業發展就有所差別，由於中航工業成飛這一總部型企業具有雄厚的研發實力，透過其技術的輻射外溢效應，在工業無人機領域湧現出中航無人機、縱橫無人機等優質上市企業。

二、缺少具有產品競爭力的配套領域。根據筆者調研瞭解到，成都多數整裝產品、整合系統的核心配套均需在沿海城市採購。而因為成都缺少水運，加之整體物流成本也並不低，導致本土整裝、整合企業產品的成本缺乏競爭優勢，企業市場拓展較難。另外，由於成都基礎配套能力不足，引進了核心配套企業也需要向沿海城市採購，這樣僅是將整裝、整合企業的產品成本向核心配套進行了轉移，反而有可能還提高了最終成本，為此原有的單點式招引對產業發展益處不大。最後，部分引進的配套也僅為組裝環節，關鍵研製基地並未落地，加之本地總部型企業的缺乏導致本地配套企業培育機會較少，而其也難以進入外地優勢企業核心供應鏈，從而導致本地企業產品競爭優勢不足，難以支撐企業做大做強。

三是缺少具有生態影響力的產業網路。從產業的規律來看，一個地方不可能把所有的環節都能發展完，只能結合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發展區域適合的產業。對大城市而言，更多的是需要發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產業，並與周邊的協同協作。但從過去來看，成都與周邊城市聯動較少，成渝兩地也是競爭大於合作，為此成都更多陷入了封閉式的產業發展怪圈，企業產品有時僅僅侷限於本行業本區域，其他行業場景和區域市場拓展不足，難以形成網路化的供應格局，導致企業發展壯大的空間較小。另外，成都雖然主導產業突出，但各產業發展相對割裂，各產業鏈之間的企業尚未形成良好的協作配套關係，導致部分發展優勢無法充分融合彰顯，企業也無法形成“1+1＞2”的效果。如，成都積體電路和新型顯示具有一定優勢，但與汽車產業融合互動不足，汽車電子和展示確未湧現出相關龍頭企業。

四是缺少具有價值創造力的資源供給。成都地處西部，整體來看其開放程度與沿海相比不高，對高階要素的匯入有限。從私募基金管理人來看，辦公地址在上海、北京的均超5000家，在深圳的也近3600家，而整個四川才613家，成都的數量則更少。為此，巨大的差距導致企業對前沿趨勢的敏感度不高、把握度不準，從創新轉化源頭開始成都就落了下風，同時其他的併購資本、資產證券化等方面相比先進地區也有差距，企業壯大的資源獲取缺乏。另外，成都雖然逐步呈現出人才淨流入特徵，但根據筆者調研，多數企業還是一直在反應缺少響相應人才支撐。筆者認為，成都在製造業和數字經濟領域由於缺乏優秀的頭部企業、創新創業活力相較不足以及較低的企業薪資待遇，為此高階人才難以吸引，也難以留住，流入的更多是服務業人才，對前沿產業和技術的支撐有限，影響著製造業及數字經濟企業的持續發展。最後，成都小富即安的思想仍然存在，部分企業家缺少擴大生產規模的願望和夢想，企業家精神有待進一步激發，制約著企業進一步壯大。

五是缺少具有企業吸引力的政府服務。成都近年來營商環境實現躍升，但與沿海城市相比，還尚未做到“平時不打擾，需要時出現”的地步，有些企業需要經常接待各級各類調研考察活動，或者被通知參與各類會議，但對企業的問題解決帶不來多少幫助，無形之中給企業帶來相應成本。另外，成都在應用新一代資訊科技賦能政務服務方面雖有較大進步，但各系統資料尚未完全打通，全生命週期的智慧化服務體系尚未構建，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有待進一步提升。最後，由於“官本位”思想影響、部門利益至上等原因，許多政策落實方面依然存在錯位，另外政策監管的柔性需要進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