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看了正在熱映的《水門橋》，如果只是把它當做一部戰爭題材的商業片，那麼單從票房成績來看無疑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是藉助於民眾對國家與民族的熱愛，榨取那段激情歲月中所特有的血與火的精神，來成就資本的收益，就實在悲哀了。

今天讀王樹增的《朝鮮戰爭》，在水門橋的結尾有這麼一段內容讓我感觸很深：

“朝鮮戰爭結束後多年，在日本出版的一部關於朝鮮戰爭的著作中，日本人是這樣描述那時的中國軍隊的：

中國軍隊在美軍完全掌握了制空權的情況下，雖然苦於缺乏裝備、彈藥、食品和防寒用具，但仍能忍耐一切艱苦困難，忠實地執行命令，摸摸地行動與戰鬥。……好像對美軍熾烈的火網毫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第二波就跨過實體前進，還有第三波和第四波繼續前進。他們不怕死，堅持戰鬥到租後一個人的意志，彷彿是些殉教者。……那大概不單純是強制和命令。可能是因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帝國主義的憎惡，……這些都滲透到了這支軍隊官兵的心靈深處，不，已經滲透到了他們的骨髓之中。”

讀到這裡我就一直在想，這種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放在今天面對同樣的境況又會是怎樣？

我們的戰士大部分都是來自飽受壓迫與剝削的農民，在新中國建立以前連續經歷了帝國主義炮火、軍閥混戰、日本侵略，以及解放戰爭，一直都在飢餓、貧困，甚至生死之間苦苦的掙扎，甚至可以說活著本身就是一種苦難。在黨的領導之下，農民獲得了最寶貴的財富——土地，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能夠吃上了飽飯，又見到了新中國的成立，那種幸福感是在幾千年的封建體制中所無法體會的，發自於心底。突然間，美帝又來欺負我們，要把我們好不容易才獲得的幸福生活打碎，這可就是不死不休的血仇了。

另一方面，在當時黨的領導之下，幹部是沒有什麼特權的，軍隊中的將領與普通士兵的區別也就僅僅是穿四個口袋的上衣，或者擁有一隻望遠鏡。老一輩革命家們秉持著艱苦樸素的生活，與普通百姓的生活質量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也就沒有了階層的分化，以及因為貧富差距引起的內在矛盾。

因此，大家的思想是統一，上下是融合的，目標是共同的，這才有了上文中提到的所謂的“殉教者”精神，這裡的“教”確切的講更應該稱之為“信仰”，是對一種價值觀的認同，是對一種社會執行體制與財富分配機制的認同，是對剛剛開始體驗到的幸福生活的認同。

戰士們之所以不怕犧牲，是因為自己的犧牲有其價值所在，也認同這種精神的內涵，這就是信仰的基礎。

如果對這個信仰的基礎再更加具象一些，我的理解就是對

“建立在共同與對等基礎上的美好生活”

概念的一致性。那時候大家的內心是平和的，新生活無疑是從未有過的美好，這種美好是大家共同擁有的，大家的付出與收益也是對等的，甚至對自我的約束已經超出了這個對等的標準。

如果革命先輩的流血犧牲換來的只是極少部分人的奢靡無度、美女炫富，那估計會是另一種情況，當年的國軍不正是如此嗎。

共同與對等

幾十年來，我們在發展的道路上踏過一個又一個臺階艱苦攀登，首先是解決溫飽問題，然後是消除貧困，繼而實現小康，這些目標都已經實現了，都是偉大的成就，下一步就是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嚮往。這個目標的焦點依舊會鎖定在對“共同與對等”理解的一致性上，這個概念的標準如果不統一，那就失去了溝通的平臺與基礎，大家最常質疑的一句話就是“憑什麼？”

現實中對於這個一致性最具破壞力的就是因

“貧富巨大差距”

帶來的感官衝擊，避免或者降低這個差距應該是核心點所在。

一般來說，財富的快速累積最直接的途徑就是：

“財富創造”

和

“非正常獲取”。

“財富創造”

伴隨“價值創造”而產生的財富積累是符合發展規律的，也符合“多勞多得”的價值觀，但是在創造過程中價值的分配機制卻飽受爭議。比如何如衡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高低，資本與創造誰是財富產生的主導，等等，這些內容很難形成共識。這種情況下，一小部分人突然間的暴富就不符合普世性的社會價值觀了，因為這種財富缺少累積的過程，難以體現成本與收益的對等性。

在隱形的文明進步與顯性的物質累積無法形成對應關係時，為了平和矛盾的激化，最好的辦法就是弱化顯性的差異。

目前在收入端已經透過“累進式計稅”完成了一次有效的平衡，把那些在人均收入中異常的尖峰波段進行了濾波處理。但這還不夠，為了降低差異化的顯性，還應該在消費端進行第二次“對沖處理”。簡單地說就是增大奢侈型生活的超高消費，最終使得

“奢侈生活”

在社會中的表象特徵只能是

“極少數的、偶然性的、不可持續的、難以效仿的”

。

你有財富，奢侈生活也可以實現你的個性張揚，但卻是飲鴆止渴，只能瞬間燃燒，無法持續。

“非正常獲取”

對於“非正常獲取”民眾的態度就更加深惡痛絕了，這裡面尤其是指對權力的運用。

本來“公權力”與“私有財富”應該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他們是不應該見面的，你只能選擇一個。

“公權力”的授予是體制機制執行的需要，是代行權，是集體意志的體現，說得高大上點就是“公平正義”是它的根本性屬性，也給它加持了“神聖”的光環，這就決定了掌握“公權力”的人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群體，必然要遠離財富、享樂甚至人情這些私有屬性很強的內容。我們總不能天天高喊著為人民服務的口號，而內心中又時刻不忘自己也是人民中最重要的一員吧。

治理貪腐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其“不敢腐、不能腐”，嚴格的懲處、制度的約束、輿論的監督都是有效的辦法，但依舊沒有沒能觸及它的“根源”。

什麼是貪腐的“根源”，按照因果論進行推導就是目的導向，貪腐的目的是為了使用，使用的效果來源於感官，最終脫離不了人的感受。

人屬於器官型生物，所有的感受都要透過各種器官以實現，對於感官刺激追求都有一個過程：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從多到極致。這是一個無限迴圈的螺旋，直到最終的崩塌。

“消費限制”

就是熔斷

“從無到有”

這一關口的最好辦法。我們可以考慮給“衣食住行”劃一道紅線，以區分“舒適”與“奢侈”的標準，當然這個標準會隨著社會生產總值的增長而提高的，這也正是共同富裕的一種體現。（我只能從“衣食住行”的角度來舉例，畢竟貧窮會限制一個人的想象。）

你貪腐的再多最終是要去使用消費的，但是對不起，上萬元的衣服、奇珍的食品、別墅與豪車，這都是行走的公示牌，“奢侈型”消費是與公權力者無緣的。你有錢也不行，這是一種選擇的公平，你既然選擇了神聖，就只能遠離低俗。

感官享受的標準提高不了，你只能選擇用數量去彌補，但你總不能套裝十件衣服、吃八頓飯，上下半夜換房間住吧，人能夠直接消耗的也就那點空間。再說了，數量太多了你也藏不住啊，即使你藏住了，無非就是變成了官家的保管員而已，早晚一天要上交的。

更加極端而有效的做法是，降低奢侈品的價格底線，並隨著價格的提升遞加稅收標準，同時要求奢侈品以及奢侈行為消費必須是實名制，在這個大資料如此發達的時代，資料面前人人都是透明的，資料是最好的反腐鬥士。

當然你也可以給你的親戚朋友進行贈予，沒關係，這其實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種途徑，當然，前提是你能夠控制分贓不均產生的後果。

你也不能天天在國外旅遊，也不能僱傭七個保姆伺候你，我想象不出來更高階的消費是什麼，比如：你可以花錢打通仕途，職位高了就可以掌控一方風土人情，更高了就可以決定政策的走向，甚至改寫文化與歷史的記載，你把這作為人生價值的體現，實現了馬斯洛的最高需求，那至少你也是大才了，在民主體制下能夠引領方向的，誰又能在事前去評價其對錯呢？這已經脫離了貪腐的範疇了。

還有一種情況更加高階一些，據我所看到的一些資料，在西方的議會中，議員們透過都是被監督得最徹底的，基本處於透明的狀態，根本沒什麼隱私可言，但是猶太人卻非常積極的參與議員的競選，為得就是整個家族或者民族能夠在政府制定各種政策時候不受到傷害，或者從中受益，為此，他們寧願犧牲自己豐富多彩的生活，為了整體的利益。這就涉及更深層的文化問題了，已經不再今天談的個人私慾貪腐的範圍內。

以上都是胡思亂想，信手塗鴉，更多的是一種憂慮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