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意識是如何產生的？哲學家與認知科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Clement Dennet）認為，所謂意識，其實是被解釋出來的。在丹尼特1991年的著作《意識的解釋》中，他提出意識產生的“多重草稿”模型，向傳統的“笛卡兒劇場”理論發起挑戰。《意識的解釋》中譯本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再版，本文節選自第五章。
丹尼特引用來自神經科學、心理學、哲學、人工智慧、計算機科學等多個學科和領域的研究和理論，結合精巧的思想實驗和嚴謹的邏輯推演，認為意識並不是“撰寫好”的單一劇本在大腦某個部位的“劇場”裡有序上演的產物，大腦中也不存在觀看這種“劇目”並加以詮釋的觀眾（“笛卡兒劇場”理論）。相反，意識是從並行撰寫中的眾多版本的“草稿”裡脫穎而出的，是一場“群魔混戰”的產物，各種片段交替執行高階功能，意識在其間浮沉。丹尼特的多重草稿模型對此後心靈哲學與人工智慧研究頗有啟發，儘管爭議重重，但至今仍閃爍著思想光芒。
研究領域：意識科學，神經科學
1。 笛卡爾劇場
大腦中沒有任何細胞或細胞群在結構或功能上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似乎是整個體系的拱頂石或重心。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
笛卡兒是最先嚴肅思考如下問題的人之一：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去看觀察者的身體內部，那會發生什麼。他闡述過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在表面上如此自然，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至於從那以後它就一直滲透在我們關於意識的思考中。
笛卡兒判定人腦的確有一箇中心——松果體，它是通往有意識心智的大門
。松果體是腦中唯一位於中線的器官，它不是成對的，不是左右各有一個。它比一粒豌豆還小，孤零零地立在它細長的支撐物上，與腦後部中央的剩餘神經系統相連。由於它的功能相當難以捉摸
（我們現在仍然不清楚松果體在做什麼）
，笛卡兒就為它指定了一個角色：一個人要對某個東西有意識，從感官傳來的資訊就必須到達這個站點，松果體在這裡促成了一種特別的、魔力般的互動，即人的物質性大腦與非物質心智之間的互動。
笛卡兒把松果體的作用看成意識的十字轉門
（我們可以稱之為笛卡兒式瓶頸）
，這種觀念，也就是笛卡兒式二元論，全然錯了。
然而，雖然這樣或那樣的物質論現在已是幾乎得到公認的意見，但即使是最為老練的物質論者今天也常常忘記，如果笛卡兒的幽靈般的思維之物被拋棄，人腦就不再會有中央大門的角色，甚至沒有功能中心的角色。
不但松果體不是發往靈魂的傳真機，不是腦的總統辦公室，腦中的任何其他部分也都不是這樣的地方
。腦的確是總部，是終極觀察者所在的地方，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人腦本身還具有更高的總部、內在的密室，而到達這樣的地方才是有意識經驗的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簡而言之，
人腦內部沒有任何觀察者
。
我們把大腦中有一個樞駐地
（centered locus）
的觀點稱為笛卡兒式物質論；如果你拋棄笛卡兒二元論，卻又無法放棄一箇中心
（但是物質的）
劇場的意象，你就會得到這種觀點——“所有的東西都匯聚在這個中心”。松果體是這種笛卡兒劇場的候選者，但人們也提出了其他的候選地：前扣帶回
（the anterior cingulate）
、腦部網狀結構、額葉的各個地方。
笛卡兒式物質論認為，在腦中的某個地方存在一條關鍵的終點線或邊界，它標出一個位置，在這個位置，資訊到達的次序就等於在經驗中“呈現”的次序，因為在這裡所發生的就是你所意識的
。也許，今天沒有人明確地贊同笛卡兒式物質論。但我們會看到，笛卡兒劇場頗具說服力的意象總是會回來困擾我們，無論是普通人還是科學家都不能倖免——哪怕是在這個劇場的幽靈般的二元論遭到譴責與驅逐之後。
腦中有個特殊中心的觀點是一種最頑固的壞想法，一直困擾著我們的意識研究。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它會不斷出現，每次都會換上新的偽裝，也有各種各樣看似強大的理由。這樣開始說吧：我們個人會在內省中欣賞一種“意識的統一性”，它給我們帶來這樣一種印象，“在這裡面”
（in here）
和“在那外面”
（out there）
之間的區分是存在的。
由此，是否就可以依據幾何學的必然性推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有意識的心智位於所有輸入過程的終結點，同時又恰好在所有引起我們行動的輸出過程的發動點之前？從某一外圍出發，例如沿著眼睛的輸入通道，我們上行到視神經，再向上透過視皮質的各個區域，然後……？透過沿著肌肉與控制它們的運動神經元逆流而上，我們從另一外圍出發到達大腦皮質的輔助運動區，然後……？這兩條路線朝著彼此前進，沿著斜坡而上，一個是輸入，一個是輸出。不管實際確定腦中的大陸分水嶺
（Continental Divide）
的準確位置有多麼困難，這裡難道不應該有一個根據純幾何學推斷而得到的最高點、轉折點嗎？在該點的一側所有的竄改活動都是前經驗的，而在另一側的竄改活動都是後經驗的？
在笛卡兒的圖解中，這對於視覺內省明顯可見，因為所有東西都會到達松果體，然後又從那裡出發。因此，也許情況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要給大腦做一個更為流行的模型，我們應該可以用顏色來編碼我們的探索活動，例如用紅色標識輸入，用綠色標識輸出；我們的顏色突然發生改變的任何地方，就是偉大的心智分水嶺
（Mental Divide）
的功能中點。
輸入輸出
這個有著奇怪說服力的論點聽起來很耳熟。它是一個同樣虛假的論證的孿生姊妹，這個論證最近太有影響力了，即暴得大名的拉弗曲線
（Arthur Laffer’s Curve）
。
拉弗曲線
如果政府的稅率為0%，它就沒有收入，如果稅率在100%，那麼沒有人會為工資工作，所以政府也沒有收入。如果稅率在2%，那麼政府收入大約為1%時的兩倍，以此類推。但是隨著稅率的上升，會出現回報遞減，稅收會成為沉重負擔。這條曲線的那些具體的斜率也許如圖所示，但是，難道一定就存在一個地方，由於幾何學的必然性，曲線在這裡就會拐彎，也就是說在這裡的稅率可以將政府收入最大化？拉弗的想法是，由於當前的稅率處在拉弗曲線的上坡地帶，因而降低稅率就會增加收入。這是一個很有誘惑力的想法，對許多人來說它對得不能再對了。但就如馬丁·加德納
（Martin Gardner）
所指出的，單單因為曲線的兩個終端是清楚的，就說這一曲線中間區域的未知部分必須是平滑的，這沒道理。他以諷刺的口氣提出另一個“新拉弗曲線”，在“新拉弗曲線”中，不是隻有一個“極大值”；是否可以獲得其中任何一個極大值，這取決於歷史和環境的複雜狀況，而不是任何單個變數的改變所能決定的
（Gardner， 1981）
。
對於輸入輸出外圍區域迷霧重重的內側區，我們也應該提出同樣的警告：
外圍區域的清晰並不能保證，同樣的清楚區分就可以一路適用到底
。加德納為上述經濟學所設想的這種“技術扭曲”本身，與腦中更靠近中心的區域所發生活動的複雜狀態相比，是簡單的。我們必須停止這樣看待大腦，即好像它有這樣一個功能的最高點或中心點。這不是一條毫無害處的捷徑，而是一個真正的壞習慣。為了打破這種思維上的壞習慣，我們的確需要考察思維活動壞習慣的一些例子，但我們還需要有一個好的影象來取代它。
新拉弗曲線
2。 引入多重草稿模型
我在這裡提出這種壞習慣的取代者——意識的多重草稿模型——的第一個版本。我預計它看起來會相當古怪，一開始很難想清楚——這是因為笛卡兒劇場的觀念根深蒂固。
按照多重草稿模型，各種各樣的知覺
（其實就是各種各樣的思想或心智活動）
能在大腦中完成，靠的就是平行的、多軌道的、對感覺輸入的詮釋和細化過程
。進入神經系統的資訊處在連續的“編輯修改狀態”。例如，頭部只要移動一點兒，眼睛就會移動很多，所以你視網膜上的影象一直在遊移。但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卻不是這樣晃來晃去的。人們常常會驚訝地瞭解到，在正常情況下，人眼飛快地掃視，每秒大概要動5次，而這個運動就像頭部運動一樣，在從眼球到……意識的加工過程的早期就被刪除了。心理學家已經相當瞭解實現這些正常結果的機制，他們也發現了一些特效，例如，對隨機點體檢視所做的深度的詮釋
（Julesz，1971）
。
如果你透過立體幻燈機來看這樣兩個略有不同的正方形
（或者稍微對眼，盯著這兩個正方形，直到這兩幅影象融合成一幅——有的人不借助任何視覺裝置就能做到）
，你最終就會看到，一個三維影象的形狀浮現出來，這歸功於大腦裡的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編輯過程，該過程負責比較和對照來自每隻眼睛的資訊。大腦不必先讓每個資料列都經過一個精細的特徵提取過程，就能完成找出全域性最優記錄的工作。顯著特徵
（隨機點體視圖裡個別的點）
的最低層次的巧合多到足以產生一種解決方案。
大腦的編輯過程製造這樣的效果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而另一些特效則可以很快地被做出來。麥格克效應
（McGurk and Macdonald，1979）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法國電影配上英語配音時，觀眾所看到的嘴型動作與他們所聽到的聲音之間是有差別的，然而在大多數時間裡，觀眾不會意識到這種差別，除非配音很馬虎。但是，如果除了一些有意為之的子音錯配外，聲道與影象配合得很好，那會怎樣？
（我們可以設想電影中人的口型表達的是“從左邊移向右邊”，而聲道里發出的聲音則是“從著邊移向右邊”。）
人們會經驗到什麼？他們會聽成“從左邊移向右邊”。在來自眼與來自耳朵的資訊貢獻之間，在這種人為引入的編輯競爭中，眼睛會勝出——在這個例子中是這樣。
這些編輯過程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發生，在這段時間裡，各種各樣的內容增添、結合、校正與重寫都可能以不同的順序發生。
我們並不會直接經驗到什麼發生在我們的視網膜上，什麼發生在我們的耳朵裡和我們的面板表面。我們實際經驗到的，從效果上來說，是許多詮釋過程的產物，即許多編輯過程的產物
。它們接收相對來說未予加工的片面表徵，產生經過比較、修改和提升的表徵；它們發生在各種活動流裡，這些活動也在腦中不同部分發生。這一點其實所有的知覺理論都承認了，但我們要冷靜地接受多重草稿模型的新特徵：特徵檢測或區分
（feature detections or discriminations）
只需進行一次。那就是說，一旦對某一特徵的“觀察”已經被大腦一個特定的、局域化的部分所完成，由此而被固定下來的資訊就不必再發送到別的地方，讓某個“最重要的”區分者再次區分。換句話說，區分並不會使大腦重新表徵已經區分的特徵以施恩於笛卡兒劇場裡的觀眾——因為沒有笛卡兒劇場。
大腦裡這些按時空分佈的固定內容，可以在時間和空間上被精確定位，但是，它們的發動並不標誌著對它們的內容的意識的發動。這樣得到區分的任何特定內容，最後是否會表現為意識經驗的一個要素？這始終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我們將會看到，去問什麼時候對它有了意識，這是一種混亂的想法。這些分佈於各處的內容區分，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了某種很像敘事流或敘事序列的東西，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東西必須受制於分佈在腦中各處的許多過程的連續編輯，而且可以不定限地延續到未來。
這個內容流更像一個敘事，因為它具有多重性；在任何時間點上，腦中各個地方的編輯過程的各個階段，都有敘事殘片的多重“草稿”
。
在不同的時間和位置來探察這個流，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加速促成來自主體的不同敘事。如果我們將此探察推遲太久
（比如隔夜才看）
，結果很可能就是根本沒有留下什麼敘事——也可能有個敘事流已經被消化或者“得到理性重構”，直到它不再具有完整性。我們如果探察得“太早”，就可能收集到一些說明大腦可以在多早的時候完成一個特定區分的資料，但我們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即擾亂原本存在的多重流的正常程序。最重要的是，多重草稿模型可以避免一個誘人的錯誤：以為這裡必定有一個單一敘事
（你可以說它是“最後的”或“出版的”草稿）
，它是權威的，它就是被試的實際的意識流，不管實驗員
（甚至被試）
是否能夠訪問它。
現在，這個模型在你看來也許沒有什麼道理，因為你依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得知，意識好像不是這樣的。這是因為，你仍然如此安心地把你的意識想成是在笛卡兒劇場裡發生的。打破這個令人舒服的自然習慣，並讓多重草稿模型變得生動可信，這還需要做一些工作，而且還是很怪異的工作。這確實是本書中最難的部分，但它是整個理論所必不可少的，不可以跳過！謝天謝地，這裡並不涉及數學。你只需要仔細地、生動地想象，確保在你心中得到的是正確的影象，而不是誘人的錯誤影象。這裡將有各式各樣簡單的思想實驗，幫助你沿著這條曲折之路進行想象。因此，請你準備好進行一些艱苦的練習。最後你會找到關於意識的新觀點，這一觀點意味著我們思考大腦的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
（但不是徹底的改變）
。［相似的模型，可參見威廉·卡爾文
（William Calvin，1989）
的“劇情編造”
（scenario-spinning）
的意識模型。］
理解新理論的一個好辦法是，看它如何處理一個相對簡單的而舊理論又無法解釋的現象。示例A是關於似動現象
（apparent motion）
的發現，我很高興地說，這個發現是由一位哲學家提出的問題引起的。電影與電視透過呈現一個“靜止”影象的快速序列來產生似動現象，自電影時代以來心理學家就在研究這種現象，第一個系統研究該現象的馬克斯·韋特海默
（Max Wertheimer，1912）
將之稱為Φ。按最簡單的情況來看，如果兩個或更多的小點在視角上分開4度，快速交替閃爍，那麼就好像是唯一的一個點在來回移動。人們曾經研究Φ的許多變種：如果這兩個閃爍的點顏色不同，那麼Φ現象還會持續存在嗎？如果存在，那麼在“這個”點移動時“它”的顏色會有什麼變化？運動的幻覺會消失嗎？會被兩個分開閃爍的點取代嗎？一個在幻視下“移動的”點會逐漸從一種顏色變成另一種顏色嗎？就好像在追蹤一條穿過有色球體
（一個繪上所有顏色的三維球體）
的軌跡線？當實驗完成時，答案出人意料：兩個不同顏色的點各自閃爍150毫秒
（間隔50毫秒）
；第一個點好像開始移動，然後在它通向第二個位置的幻視通道的中間，突然改變顏色。哲學家古德曼很驚訝：“我們如何能夠……在第二次閃光發生之前，沿著從第一個閃光點到第二個閃光點的路徑，在中間的地方和時間填上東西呢？”
（Goodman，1978，p。73）
對任何Φ現象當然都可以提出同樣的問題，但科勒斯的色彩Φ現象生動地體現了這個問題。假設第一個點是紅色的，替代它位置的第二個點是綠色的。除非大腦裡有“提前認知”
（這是一個我們會無限推延的誇張假說）
，否則在中途紅色變成綠色這個幻覺內容的產生，就一定要等到第二個綠色的點的識別工作在大腦中發生之後。但是，如果第二個點已經“在有意識的經驗中”，那麼，把幻覺內容插在對紅點的意識經驗與對綠點的意識經驗之間，這難道不是太遲了嗎？大腦是如何完成這個詭計的？
原因必定先於結果，這個原則適用於完成腦中編輯工作的多重分佈過程。任何特定的過程，如果需要來自某個來源的資訊，實際上都必須等待那個資訊，只有資訊到了它才能開始。就是這一點排除了對色彩轉換的Φ現象所做的“魔法式的”或提前認知的詮釋。要說綠點這個內容是屬於任何事件的
（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事件）
，就必須等到從這個綠點來的光已經到達眼睛，並引起視覺系統的正常神經活動，直到對綠色的區分在一定的活動水平上完成。因此，那個
（幻覺中的）
關於紅變成綠的區分，只能發生在區分出綠點之後。但是，由於你有意識地經驗到的首先是紅色，然後是紅變成綠，最後是綠色，這就
（“顯然”）
可以推出，你對整個事件的意識必須延遲到綠點被
（無意識地？）
知覺到以後。如果你發現這個結論有說服力，那麼就表明你仍然被困在笛卡兒劇場裡。
3。 奧威爾式修改與斯大林式修改
我真的無法確定，是否別人不能感知到我，或者，是否在我的面孔同他們的視野接觸後的幾分之一秒裡，在他們把目光投向我之後的百萬分之一秒裡，他們就已經開始把我從他們的記憶中洗掉：在到達記憶力不足的、悲傷的天使長那裡之前就已經忘記了我。
——阿里爾·多爾夫曼（Ariel Dorfman，Mascara，1988）
我們沒有透過神經外科手術來插入虛假記憶的能力，但有時我們的記憶會欺騙我們，所以我們透過外科手術還做不到的事情會在腦中自行發生。有時我們好像能回憶起甚至能生動地回憶起從未有過的經驗。奧威爾在其名著《一九八四》中，對負責真理的部門進行了叫人倒抽涼氣的描寫：它們忙碌地改寫歷史，讓所有後來的人都無法接觸
（真實的）
過去。那麼，就讓我們把這類後經驗的記憶汙染或記憶修改稱為
奧威爾式修改
吧。
後經驗的
（奧威爾式）
修改的可能性，從一個方面顯示了我們的一個最基本的區分：現象與實在之間的區分。因為我們認識到奧威爾式修改確有可能
（至少在原則上是這樣）
，認識到從“這是我所記得的”推出“這是過去真正發生的”這種推理存在風險，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抵制任何惡魔般的“操作主義”，後者試圖讓我們相信，我們所記得的
（或者檔案中的歷史記錄）
就是實際所發生的。
奧威爾式修改是愚弄後人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是做出公審的樣子，按照精心編寫的文稿，宣讀虛假的證詞和供狀，其中充斥著假冒的證據。讓我們把這種策略稱為
斯大林式
修改。請注意，即使我們通常都很確定，哪種作假模式在試圖欺騙我們，是奧威爾式的還是斯大林式的，這也只是一個幸運的意外。在任何一場成功的虛假報道的運動中，如果要問，報紙中的陳述是以奧威爾的方式在陳述並未發生的審判，還是在真實地陳述作秀的冒牌公審，那麼我們也許無法察覺到其中的差別。如果所有的跡象——報紙、錄音帶、個人傳記、碑文、活著的證人——要麼被刪除，要麼被修改，我們就沒有任何辦法知道，所發生的是哪一種情況：是首先捏造，最終做出一場故意安排的審判，我們所看到的只是這次審判的確切歷史，還是在立刻處決之後，用偽造的歷史掩蓋了實際的行為——任何形式的審判其實都沒有發生過。
奧威爾式方法與斯大林式方法都能生成起誤導作用的檔案。這兩種方法之間的區別，在宏觀的時間尺度上和日常世界中，毫無疑問是存在的。有人也許會認為，它也可以毫無問題地一路向內運用，但這只是一種幻覺；我們可以在一個思想實驗中實際抓住這種幻覺，這個思想實驗與剛才考慮的情況只在時間尺度方面有所不同。
假設你站在角落裡，一個長髮女人快速地從你面前經過。大概在一秒之後，關於一個更早一點兒見到的女人的底層記憶——一個戴著眼鏡的短髮女人的記憶——擾亂了你對剛才所見女人的記憶：一分鐘後我們問你剛才所看到的女人的詳細情況，你誠實地卻錯誤地回答說，她戴著眼鏡。就如關於在那個聚會上戴帽子的女人的情況一樣，我們會傾向於說，你最初的視覺經驗與幾秒後關於這個經驗的記憶是不同的，沒有一個女人戴著眼鏡。但是，因為隨後出現記憶汙染，所以在你看來，真的就好像在你看見她的第一時間，你對她戴眼鏡的樣子有印象。在這裡發生了一次奧威爾式修改：曾有那麼一瞬間，在記憶的汙染髮生之前，在你看來她的確沒有戴眼鏡。在那個短暫的瞬間，你的有意識經驗的實際情況是一個沒有戴眼鏡的長髮女人，但這個歷史事實已經有了惰性；由於在瞥見她一秒之後出現了記憶汙染，因而這個歷史事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然而，另一種替代論述會危及你對所發生情況的這種理解。你對那個戴眼鏡女人的更早的底層記憶，也許早就在上行路線上，也就是在“先於意識”發生的資訊處理過程中，汙染了你的經驗，所以在你經驗的開始處，實際上就有了她在戴眼鏡的幻象。在這種情況下，你關於更早的戴眼鏡女人的強大記憶，就對你玩了一個斯大林式的把戲，在經驗中演了一場虛設的公審，然後你才在稍後的時間裡透過你記憶中的記錄又準確地記起了它。
就樸素的直覺而言，這兩種情況要有多不同就有多不同。按第一種方式來講述，在那個女人快速經過時，你沒有產生幻象，只是被隨後的記憶幻象害苦了；你擁有的是關於你現實的
（“實在的”）
經驗的虛假記憶。按第二種方式來講述，在那個女人快速經過時，你已經在產生幻象，從此就準確地記住了這個幻象
（幻象“的確發生在意識中”）
。無論我們在時間上做出多麼精細的劃分，這兩種情況肯定是不同的可能性——對嗎？
不。知覺的修改與記憶的修改之間的區別，雖然在其他尺度上可以乾脆利落地發揮作用，卻不能保證它在這裡還有意義。我們已經進入模糊地帶，
主體的觀察視點在此遭到時空方面的塗抹，詢問修改是奧威爾式的還是斯大林式的，這個問題也失去了意義
。
在長髮女人匆匆經過並刺激你的視網膜時，有一個時間視窗被打開了，而在你對自己或他人表達你最後的信念說她戴著眼鏡時，這扇窗又關上了。在此期間的某個時間點上，戴眼鏡這個內容被錯誤地新增到長髮女人那裡。我們可以假設
（最終也許可以詳細證明）
，曾經有一段很短的時間，長髮女人這個內容在大腦中已經被區分出來了，此時戴眼鏡的內容還沒有錯誤地與之“聯結”起來。事實上，我們也許可以合理地假設，關於一個長髮女人的這種區分，觸發了早先關於戴眼鏡的女人的記憶。但我們不會知道，這個錯誤的聯結髮生“在事實之前還是之後”——這裡的事實是指所謂的“實際的有意識的經驗”。到底是哪種情況？你先意識到一個不戴眼鏡的長髮女人，然後又意識到一個戴眼鏡的長髮女人，這個在後的意識掃除了早先經驗的記憶？還是說，就在有意識的經驗出現的那一剎那，它就已經錯誤地包括了戴眼鏡的資訊？
如果笛卡兒式物質論是正確的，這個問題就必定有一個答案，即使我們——還有你——不能透過任何實驗以回溯的方式來確定它。“首先衝過終點線”的內容，要麼是長髮女人，要麼是戴眼鏡的長髮女人。但是，幾乎所有理論家都堅稱笛卡兒式物質論是不對的。可是，他們沒有認識到，這就意味著不存在一個優先的終點線，所以區分的時間次序也就不可能拿來固定經驗中的主觀次序。
4。 多重草稿模型在行動中
讓我們回顧多重草稿模型，對它做出一定的擴充套件，並稍微詳細地考慮為其提供基礎的大腦中的情況。為了簡化，我將集中考察有視覺經驗時大腦中發生了什麼。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考察的解釋擴充套件到其他現象上。
視覺刺激在皮質引發一些事件序列，它們逐漸產生越來越具有專一性的區分活動。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形成各種不同的“決定”或“判斷”。更嚴格地說，大腦的各個部分受激而進入區分不同特徵的狀態，例如，起初只是刺激的發動，然後是位置，是形狀，接著是
（在不同路徑上的）
顏色，跟著還有似動，最後是物件識別。這些區域性化的區分狀態將結果傳送到其他地方，促成更進一步的區分，以此類推。
這裡要問的一個自然卻天真的問題是：所有的東西都彙集到哪裡去了？回答是：不到哪裡。有一些分散式的內容狀態很快就會消亡，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另一些則在很多地方留下了痕跡：後續經驗的語言報告和記憶、“語義準備狀態”和其他型別的知覺定勢
（perceptual set）
、情感狀態、行為傾向等。其中一些效果——如對後續語言報告的影響——至少是意識的徵兆。但是，大腦中不存在任何這樣一個地方——所有的因果序列都必須透過這個位置，以便把它們的內容儲存“在意識中”。
任何這樣的區分一經完成，就可以用來引起某個
行為，如按下一個按鍵（或笑一下，或表達意見）
，也可以用來調製某種內在的資訊狀態。例如，區分一張狗的影象，這也許可以產生一個“知覺定勢”——使人暫時比較容易看到其他圖畫裡的狗
（或者只是動物而已）
，或者，它也許還可以激發一個特定的語義域，使你暫時更有可能把單詞“bark”理解成一個聲音，而不是樹幹上的覆蓋物。
我們已經指出，這個多軌過程在數百毫秒內發生，在這段時間，內容的增加、合併、修正和重寫會以各種各樣的次序進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會產生某種非常類似敘事流或序列的東西，可以認為這個敘事流或序列受制於分佈在大腦各處的許多過程的連續編輯，不定限地持續到未來。內容產生了，又得到修改，再影響其他內容的詮釋或者
（語言及非語言）
行為的調製。在此過程中，內容在記憶裡留下了它們的痕跡，最後這些痕跡全部或部分地衰減，或者被合併到後來的內容中，或者為後來的內容所覆蓋。
這個內容束更像是一個敘事流，因為它有多重性；在任意時間點上，都有敘事片段的多重草稿，它們在大腦的各個地方、各個編輯階段中存在
。這些草稿中的一些內容會做出它們短暫的貢獻，並在沒有進一步影響的情況下消逝；有一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還有一些則繼續發揮各種作用，進一步調製內在的狀態和行為；少數甚至會一直存在，直到透過以語言行為來體現的壓力釋放而為人所知。
在各個中間間隔來探察這條內容之流，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加速形成不同的敘事——而這些就是敘事：“意識流”的某個部分的單獨版本。如果將此探察推遲得太久，結果也許就是，沒有任何敘事留下。如果探察得太早，也許就會得到一些資料，說明在多早的時候，一個特定的區分在這條內容之流中便已完成，但要付出打斷這條內容之流的正常程序的代價。
是否存在一個“最優探察時間”？假設過一會兒之後這種敘事相當穩定地退去，既是因為細節消退，也是因為服務於自己的修飾
（我本應該在聚會上說的，往往就成了我在聚會上的確說了的）
，人們便可以基於這樣一種合理的假設，證明儘可能快地探察感興趣的刺激序列是有道理的。但是，人們又想避免因為匆忙的探察而干擾這一現象。由於知覺會不知不覺地變成記憶，“直接的”詮釋會不知不覺地變成理性的重構，因而並不存在什麼單一的、適合所有情況的頂點，來指導人們的探察活動。
在任何特定的持續時間之內我們所意識到的東西，如果脫離了我們用來加速進行關於該時期的敘事的探察，就不能被界定。因為這些敘事在接受連續的修改，所以並不存在某個單一敘事，可以算作權威版本，即“第一版本”——在主體意識流裡發生的事件在這個版本中被永遠固定，對它的一切偏離敘述都必定是文字訛誤。但是，任何無法獲得加速的敘事
（或敘事片段）
都提供了一條“時間
（經驗到的時間）
線”、一個從觀察者視點來看的主觀事件序列，可以拿來同別的時間線對比，特別是與發生在觀察者大腦裡的客觀時間序列相比。我們已經看到，這兩條時間線也許不必以正交對準的形式
（圍成直角）
出現，即使紅色變成綠色的
（錯誤）
區分發生在區分出綠點之後，主觀的或敘事的序列也當然是：紅點，然後紅變綠，最後是綠點。所以在主體視點的時間塗抹中可能存在順序的差別，這些差別引起扭結
（kink）
。
正交對準不能成功，這並無任何形而上學的誇張或形成挑戰的地方。它與我們如下的認識一樣並不神秘，也不違背因果觀念：電影裡的個別場景常常亂序放映，或者當你閱讀句子“比爾是在薩麗之後到達聚會現場的，而珍妮則比他們到得都早”時，在知道珍妮到得比較早之前你就知道比爾到了。表徵活動的空間與時間是一個參照系，而表徵活動所表徵的東西的空間與時間則是另一個參照系。但是，這個在形而上學上無關宏旨的事實，卻仍然為一個基本的形而上學範疇建立了依據：當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以這種方式編寫一個敘事束時，這個部分就是一個觀察者。這就是說，在世界上一定有一個觀察者，這個觀察者就是“成為一個觀察者是什麼樣子”中的那個觀察者
（a something it is like something to be）
。
以上是我所提出的替代模型的大致草圖。它與笛卡兒劇場模型的不同之處還需要進一步澄清，為此就要指出它如何處理特定的現象。在下一章中，我會用這個模型來研究一些困難的問題，但首先讓我們簡要地考慮一些常見的、熟悉的例子，哲學家們常常討論這些例子。
你可能經歷過這樣的現象：你駕車數公里，一直沉浸於交談
（或心事）
之中，然後你發現自己完全不記得道路、交通情況和自己的駕車動作，就好像是另一個人在駕駛。許多理論家——我承認也包括我自己在內
（Dennett，1969，p。116ff）
——珍視這個現象，把它作為“無意識的知覺與無意識的智力活動”的一個絕妙例證。但是，當時你真的沒有意識到所有那些路過的車輛、紅燈和路口的彎道嗎？你當時的確是在注意別的事情，但如果你曾探察在駕車的不同時刻你剛好看到了什麼，無疑你至少會有一些大致的細節可以報告。這個“無意識的駕駛”現象最好被看作這樣一個例子：意識不斷流動，而其中的記憶在迅速消失。
你會經常意識到時鐘的嘀嗒聲嗎？如果它突然停下來，你會注意到，你馬上就會說出什麼東西停下來了。這些嘀嗒聲，一直到它停止前“你都沒有意識到”。如果它們不曾停止，“你也許從來都不會意識到它們”；而現在，這些嘀嗒聲清清楚楚地就在你的意識中。一個更顯著的情況是：透過在經驗記憶中回溯，你可以數出，你剛剛注意的時鐘在報時的時候是敲了四下還是五下。但是，你如何能夠如此清楚地記得你聽到了某個你一開始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呢？這個問題洩露了提問者對笛卡兒模型的一種認同。我們知道，脫離了特定的探察，其實並不存在關於意識流的固定事實
（fixed facts）
。
丹尼爾·丹尼特 | 作者
蘇德超、李滌非、陳虎平 | 譯者
梁金、鄧一雪 | 編輯
商務合作及投稿轉載｜swarma@swarma。org
◆ ◆ ◆
搜尋公眾號：集智俱樂部
加入“沒有圍牆的研究所”
讓蘋果砸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