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禮是指男方家庭為婚姻付出的總成本。基於我國農村的現實，彩禮通常包含直接支出和間接支出兩部分，其中，間接支出就是禮金，直接支出則包括了房產、汽車、首飾、家電、婚禮消費等。據調查，當前農村彩禮不僅金額越來越大，而且名目越來越多。

20世紀90年代後彩禮金額快速升高

20世紀50年代以前，結婚花費平均為152。85元。進入90年代，結婚花費飛速增至196。46元。到了21世紀，彩禮花費增速愈加迅速，2010年以前的平均為50765。54元，2010年以後則達到114013。38元。總體來看，農村的結婚花費均值呈現倍數增長的態勢，每個年代的增長率都在100％以上，尤其是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增長率更是達到了280％和264％。韋豔、姜全保（2017）分析了9省241個村莊的專項調查資料，發現彩禮總花費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1萬元，上漲到目前的20萬～30萬元，各省上漲水平達到人均收入的10～50倍不等，有些男方為了準備彩禮，不僅花光了多年積蓄，甚至還要舉債。



天價彩禮的區域性

當前華南農村彩禮普遍不高，甚至說改革開放以來，華南農村的彩禮呈大幅度下降趨勢。舉例來看，1982年廣東省英德市農村結婚彩禮要900元，當時農村基層公務員每月收在30元左右，彩禮相當於農村公務員30個月的收入； 2016年，當地彩禮一般在1萬～2萬元，鄉鎮幹部的工資收入大概為每月6000元，彩禮只相當於他們3個月的工資。若以農村公務員工資作為參照，當地農村彩禮水平下降了10倍。然而，最近10年，華北農村的彩禮卻急劇上升。10年前，華北地區彩禮為2萬-3萬元；現在，很多地方農村的彩禮早已超過10萬元，甚至高到10多萬元、20萬元也很普遍。

另外，調查發現在彩禮大幅度上漲的區域中，西部地區彩禮高於東部和南部地區，貧困山區彩禮高於城郊鄉村。而在河南、山東、貴州、西、甘肅等省，甚至呈現出“越是貧困地區，越出現高價彩禮”的特點。例如，2014-2017年，貴州省的彩禮由2萬元禮金加電器上漲為8。8萬元禮金加“三金”；陝西省由3萬元禮金加“三金三銀”上漲為10萬元禮金加“”三金一動（“動”指汽車）；甘肅省一些農村的禮金甚至漲到18萬元。即使在同一省份內部也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山東曲阜、濟寧、鄒城、滕州等地的彩禮數額一般為幾萬元，而在省會城市濟南和經濟中心青島等地，彩禮數額高達十幾萬元，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



天價彩禮的成因

彩禮是婚姻支付的一種形式，對於彩禮的性質，學界有六種觀點，分別是繼承說、福利說、勞動價值說、競爭說、家庭意圖說和財產轉移說。很多學者利用上述理論中的一種或幾種來解釋天價彩禮的形成。然而，天價彩禮現象絕不是單一原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天價彩禮出現具有歷史文化基礎

彩禮習俗在中國已有幾千年歷史，已深深根植於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人民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不可能迅速消亡。彩禮從西周開始即以國家的制度而存在，之後不管朝代如何變化，“納徵”始終是決定婚姻成立的必經程式。“中華民國”時期《中華民國民法》還規定訂婚或結婚須有媒妁之婚書或收受時方為合法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未出現“彩禮”一詞，亦未規定相應的彩禮制度，但作為歷史的積澱和文化的傳承以及作為一種傳統婚姻習俗仍較普遍地存在於我國民眾的現實生活當中。

（ニ）男女比例失衡導致激烈競爭

據統計，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出生性別比開始偏離正常值範圍（103-107），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進一步升高到117。94：100，由此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人口性別比例失衡。《中國統計年鑑（2017）》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16年全國人口比為104。98。不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差異，性別比相對較高的省市分為天津、廣東、海南、浙江、江西、廣西，分別為114。39、113，02，111。46、108。45和108。43；比較低的為黑龍江、內蒙古、陝西、江蘇、四川，分別為102。11、102。05、101。93、101。86、101。4和99。73，其中，只有四川省比例低於100。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下、男多女少，女方在婚姻市場上就有更多的選擇，而男方則處於被動地位。為了婚，他們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結婚成本，由此也就產生了天價的彩禮。



（三）財產代際轉移和代內分配提出現實要求

家族共財既是一種有著濃厚倫理意味的財產觀念，又是傳統中國最基本的社會制度。然而，隨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分家析產”逐步成為一個重要的家庭現象。婚後分家單過導致的財產代際轉移是促使新婚夫婦索要天價彩禮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新婚夫婦來說，彩禮是最直接也是最名正言順的經濟資助，為給婚後新家謀求更好的物質基礎，新夫婦有很大的動力爭取高額彩禮以擴大新家庭的發展基金。這使彩禮支付實際上轉變為提前分家，成為新婚小家庭從大家庭中謀求最大利益的一種手段。在此種情況下，新婚夫婦是主導，女方孃家並未從彩禮中受益，此時的彩禮並非家庭之間的財富流動，而是家庭內部的財產轉移，即兒子以彩禮的方式提前繼承家產，最終成為新婚夫婦的共有財產。而在家庭資源有限且有多個兄弟姐妹時，就會出現同一輩內相互爭奪資源的現象，而天價彩禮則是更為有效的競爭手段。

（四）社會保障不足催生替代性需求

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養老問題在一定程度還離不開家庭，“養兒防老”“多子多福”依然是廣大農民的信條，透過擴大家庭規模來分擔風險仍是農村居民實現自我保障的重要途徑。然而，由於20世紀長期奉行的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普遍導致家庭規模小型化，女兒就成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和父母養老的依靠。在這種情況下，接受彩禮有時就成為女方父母獲得老經濟基礎的重要來源。同時，男方透過支付彩禮證明自己家族的實力，一定意義上是對女方家庭的一種象徵性補償，讓出嫁的女子安心。因為按照傳統習俗，女方一嫁出去，就會成為男方家庭中的一分子，男方父母養老的責任就落在男女雙方身上，而女方父母的養老責任則會透過索要鉅額彩禮的形式轉移給女方父母，以保障他們未來的生活。



（五）從眾、攀比與愛面子引發惡性迴圈

天價彩禮之所以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廣大農民順應習慣、風俗而形成的從眾現象。據調查，女方家之所以索要彩禮，甚至索要天價彩禮，除了“讓對方看得起自己的女兒，我養個女兒不容易”等表面託詞外，更多的是“大家都這麼做，我又不是什麼聖人，他們都要，我為什麼不要，難道是我女兒不如人家的女兒”。此外，在鄉村社會中，“面子”很重要，一個在鄉村社會中沒有面子的人，往往很難幹成事，至少很難得到村民的普遍尊重或者發自內心的認同。因此，在鄉村社會中要面子尤其是為了面子而進行的競爭與攀比比比皆是。天價彩禮也是村民為了儲存和維護自己的面子，進行攀比而形成的不合理現象。一方面，有的家庭因為自己娶媳婦付出了天價彩禮，所以，也希望在嫁女兒時挽回成本，獲得一種心理平衡； 另一方面，很多村民往往是為了要面子而要面子，認為彩禮要得越多，自已的女兒就越有價值，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這種愛虛榮、講排場、擺闊氣的面子競爭，導致天價彩禮之風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