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名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經過成熟的考慮之後，就此宣佈關於我身後可能留下的財產的最後遺囑如下：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變換為現金的財產，將以下列方式予以處理：這份資本由我的執行者投資於安全的證券方面，並將構成一種基金；它的利息將每年以獎金的形式，
分配給那些在前一年裡曾賦予全人類最大貢獻的人。
上述利息將被平分為5份，其分配辦法如下：一份給在物理方面做出最重要發現或發明的人；一份給做出過最重要的化學發現或改進的人；一份給在生理和醫學領域做出過最重要發現的人；一份給在文學方面曾創作出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一份給曾為促進國家之問的友好、為廢除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舉行和平會議做出過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物理和化學獎金，將由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生理學和醫學獎金由在斯德哥爾摩的卡羅琳醫學院授予；文學獎金由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授予；和平獎金由挪威議會選出的一個五人委員會來授予。
我的明確願望是，
在頒發這些獎金的時候對於授獎候選人的國籍絲毫不予考慮，
也就是說，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只要他值得，就應該授予獎金。
我在此宣告，這樣授予獎金是我的迫切願望。
這是我的唯一有效的遺囑。在我死後，若發現任何其他有關我財產處理的遺囑，一概作廢。
1895年11月27日
各位好，連著幾天談俄烏戰爭相關的話題，說的有點累了，今天咱換個別的話題，諾貝爾獎。
又是一年諾獎季，從當地時間10月3日起，今年的各大諾貝爾獎項將陸續揭曉，從已經公佈的（同時也是最被國內公眾在乎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看，今年這兩個獎項又與中國人無緣，甚至連個華裔都沒有。
是的，作為“科學界的奧運會”，最近這十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中國公眾對本國科學家能多拿諾獎的期望也提了起來。很多人希望中國人獲諾獎的數量能像奧運會拿金牌一樣出現“井噴”，或者實在不行，退而求其次，像我們的東鄰日本那樣能隔三差五有個人問鼎也算露臉。可是目前截至2021年，獲得諾貝爾獲獎者的中國人數量一共也只有11位（其中還有8人僅僅是華裔而非中國籍）。相比之下，截止去年，美國的得獎人數是384人，英國132人，德國111人，法國70人，瑞典31人，日本28人，俄羅斯26人，瑞士26人……
如果諾貝爾獎真的是一個國家科研、文化實力的體現，那麼經濟發展的中國遲遲無法在榜單上獲得相稱的地位，確實讓很多人很上火。於是很多人開始問：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在得諾貝爾獎也跟奧運會上一樣出現井噴？
中國諾貝爾獎“井噴”在即麼？
於是就有了一個說法：“著什麼急啊！諾貝爾獎這東西是有滯後性的，科學家現在研究的成果，得等十年二十年才能被學界認證、承認、產生影響，並授獎。所以中國的諾獎井噴，是在xx年後，總之，快了！”
這個說法，我剛上大學的時候就一度非常流行，如今十幾年過去了，似乎時候還沒到，不過現在想來，我當時所接觸的那些大學老師、助教們熱談這個段子，也是有一定私心的——作為國內的頂尖學府，如果中國諾獎真能“井噴”，那有很大機率就“噴”在我們那裡，甚至沒準就是總提這個說法的那些老師。
所以老師們相信“我們將來一定能井噴”這種說法，刻薄一點說，有點像彩民下注買了彩票以後說“我這樣一注開彩時一定能得獎”一樣——甭管有戲沒戲，那這個說法來自我心理安慰一下總是好的。我接觸的那些老師，都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出國留學的學界精英，他們同期的有些同學留在美國等地做科研，如今都快退休了，回顧這一生的科研生涯，其實彼此之間也有點暗暗較勁，老師們當然不願承認自己當年回國搞研究是年華虛度了，美好祈願一下“中國未來諾獎能井噴”，也相當於祝福自己退休後哪天真能接到諾獎電話。所以他們是很願意這樣說的。
可是經濟發達、產業興盛、國家投入巨大、研究人員多，就意味著若干年後諾獎一定會井噴麼？這個事兒其實也不必然。
奇葩的“韓國陷阱”
有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我們另一個東鄰，韓國。眾所周知，韓國的經濟起飛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朴正熙當政時開始的，比我們早了個十來年，前兩年已經被認定為發達國家。韓國的發展路徑走的也是產業興國、科技興國，政府對科研投入巨大，教育競爭激烈，學生考的非常勤奮，學界內部卷的則不要太嚴重。
但非常邪門的是，韓國到目前為止，除了金大中總統因為採取“陽光政策”，曾在2000年成功進行南北雙邊會談，並在同年獲了和平獎之外，就再沒有別的韓國人獲過獎。
是的，甚至連在本國接受基礎教育，然後跑到歐美去科研出成果的韓裔都沒有。
這個奇觀，恐怕讓所有如我一樣喜歡玩戰略遊戲的人都驚到了，畢竟在很多歷史戰略遊戲中，朝鮮民族的技能點一直都是“加科研”。
不吹不黑，現實中的韓國，也確實是個科技立國的國家。
我們知道韓國人比較好面子、重民族自尊心，但每當聊起諾貝爾獎這個事兒時，場景估計是這樣的——您鬱悶的韓國朋友會說：“你們先聊，我下樓去買個泡菜。”
那麼為什麼韓國忙活了這麼多年，科技發展的也不錯，諾貝爾獎卻如此“天荒”呢？我覺得主要是民族價值取向的問題——
一個民族能不能透過重視教育產生學霸是一碼事，但學霸們會不會都去搞適合得諾獎的科研，這是另一碼事。
就韓國而言，它的重視教育確實產生了大量（至少考的很好的）人才。但是受到傳統文化、現實國情等因素的影響，韓國人才的流向是這樣分佈的——最精英的一等人才往往會選檢察官、律師、公務員、醫生這樣的“人上人”的職業，自己負責切蛋糕。
次一級的人才則會選擇學工科，當工程師或者碼農，以便將來能夠進入三星、現代這樣的大廠，搞一些更注重應用的研究，以便能分一些給財閥們的殘羹冷炙，當高階打工人。
於是真正肯鑽進象牙塔，一門心思搞科研的，大多是三流以下的人才。所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中國俗語，在韓國也經常被搞學術的人拿來自嘲。
所以，不知是否受了古代儒家“學而優則仕”的影響，韓國真的只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者，相對其他國家是比較少的。
其實話說回來，最有能耐的人去考公務員，比較有能耐的人搞應用掙大錢，實在不行才學術，這種人才價值取向，怕也不只是韓國獨有的。
而另一方面，受特別強的民族自尊心作祟，韓國人還特別希望自己的科學家能早點“給他整個活”，在世界上露一回臉。
可這種急功近利，最終帶來的往往是“又有多大臉，現多大眼”——比如2005年曾讓韓國人顏面丟盡的黃禹錫學術造假案。
黃禹錫本來是首爾大學的一位獸醫學教授，按說這個學科其實並不怎麼基礎。但21世紀頭兩年，克隆技術特別熱門，克隆羊多利問世後，各個國家的生物學者都在憋著勁兒搞各種克隆牛、克隆豬之類的東西，黃禹錫也趕上了這個風口，在那幾年內相繼創造克隆界的多個“首次”和“第一”。包括成功克隆出首個克隆牛，首個“抗瘋牛病牛”，首個克隆狗等等。
這還不算什麼，到了2004年，黃禹錫在《Science》上刊文，宣佈在世界上首次用卵子培育出人類胚胎幹細胞。一年後，他又再次在《Science》上刊文，宣佈成功利用癌症患者體細胞克隆出胚胎幹細胞，為解決癌症帶來了希望。
這項研究成果不僅轟動了全世界，更讓全體韓國民眾都高興的快發瘋了，韓國人將黃禹錫視為韓國的“民族英雄”、“學術救星”，韓國各大媒體熱衷討論的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到底應該在今年還是明年把生理學獎頒給黃教授”——因為在韓國人看來，黃教授放了這麼大一個科研衛星，如果這都不給個諾獎。那就簡直就是西方對我們大韓民族的種族歧視！
但對韓國人來說不幸（也許是幸運）的是，黃禹錫的神話沒撐過2005年。
同年年底，就有人向韓國媒體舉報黃禹錫學術造假，隨後其所在的首爾大學對黃禹錫的研究成果進行了調查，發現其幹細胞技術純屬子虛烏有，都是黃為了騙取名利可以編造的。最終韓國官方介入，以數項罪名對其進行了起訴，黃禹錫鋃鐺入獄。
但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黃禹錫造假案在韓國異常艱難的那個追審過程，和韓國一些民眾對此案匪夷所思的態度。
從案件剛剛曝出開始，就有大批人執著的不願意相信他們的“民族驕傲”黃教授其實是個學術騙子，曝光此事的記者和其所在的媒體，第一時間就被罵聲所淹沒，遭遇了大量的死亡威脅，隨後是來自財閥、甚至政府的施壓，被長期扣上了“韓奸”、“敗類”、“民族叛徒”的帽子。即便後來調查深入，揭發出來的鐵證如山以後，還有很多人主張，調查應該“適可而止”，維護住黃教授在國際上為韓國爭來的學術面子才是最重要的。
於是他們不追問黃禹錫，而是幾乎瘋狂的去指責質疑黃禹錫的記者。
前幾年有部韓國電影叫《舉報者》，講的就是這個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
於是黃案從最初一個簡單的學術造假問題，吵著吵著居然上升成了一個“民族榮譽問題”。
最終，韓國法院在黃造假騙取學術經費鐵證如山、並涉嫌欺壓女研究員強行取用人體卵子的情況下，僅判處了黃有期徒刑3年，緩刑2年。
大量“挺黃派”還不算晚，媒體依然暗示該案是“技術先進國對我們學術歧視和欺壓”。黃禹錫在很多韓民族主義者眼中依然是響噹噹的“民族英雄”，是韓國科研界被世界陰謀組織有意狙擊、“槍打出頭鳥”的受難者或殉道者——甚至有其鐵桿支持者為其自焚“伸冤”。
一個簡單的學術造假案，最後能被扯得這麼出圈，可能這種劇情也只有在韓國這種國家才能上演。
可能正是因為這種思維影響，今天韓國學術造假、學術抄襲問題依然屢禁不止。比如今年6月，韓國首爾大學人工智慧研究團隊在全球頂級學術會議CVPR上展示了一項創新性研究成果。但隨後就被揭發該論文實際上是一篇抄襲了學界十幾篇相關論文的“拼貼作”，其中很多橋段甚至“直接照抄某些句子，一個單詞都沒有改變”。目前這個案子還在查，有韓國媒體擔心，這又將是一起黃禹錫案。
無獨有偶，上個月，韓國剛剛上臺的總統尹錫悅的夫人金建希，也剛剛被證實學術履歷造假。
經韓國警方確認，第一夫人金建希提交的簡歷中，有一半以上的內容均與事實情況不符，簡歷內的22項內容中有12項均被證實造假，其中包括其學歷和獲獎經歷等。
但特別有意思的是，韓國警方宣佈，由於“特別公訴時效”已過，警方作出不移交檢察機關的決定。這起之前在韓國也鬧得沸沸揚揚的“第一夫人履歷造假案”，居然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是的，如果說搞科研、搞學術最講的是對真的追求，那麼在韓國，有太多東西可以排在真相之前，名聲、利益、權威，甚至國家榮譽、民族自豪感……在這些東西的干擾下，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科研人員能夠靜下心來搞研究的。
這我們提示了另一種可能性——一個後發國家，在經濟發展、教育普及提高、科研投入加大之後，也未必一定會如德國、日本一樣迎來“諾獎井噴”。也可能如韓國一樣，論文發了不少，但水出來的很多，“科研英雄”搞了一堆，但細一看都成了黃禹錫。這種事，其實“關心則亂”，有時候你越急於推出一個證明本國科研實力的“樣板”，反而會產出越多的笑話。
諾獎不是生產力
說回到中國何時“諾獎井噴”這個話題上，我們不妨剛深入的去問一個“元問題”，
對於諾獎所重點頒授的那些基礎科學來說，科學家的國別身份，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我在文章的開頭，全文貼出了諾貝爾當年的遺囑，目的就是讓我們一同反思一下諾貝爾當年頒授這個獎的初衷。你在這份遺囑中可以看到，諾貝爾強調的是“曾賦予全人類最大利益的人”，在文末，還特別聲明瞭一句“
在頒發這些獎金的時候對於授獎候選人的國籍絲毫不予考慮，也就是說，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只要他值得，就應該授予獎金。
”
這裡要特別提一點，其實在諾貝爾立遺囑的19世紀末，正是歐洲民族主義最興盛的時期，當時由富豪或各國出資設立各種名目獎勵科技研究的獎項、勳章，其實是不少的。而諾貝爾獎之所以最終一枝獨秀，成為世界矚目的“科學奧林匹克”，其實就在於他這個“
不考慮國籍
”上——當其他獎項的目的都在鼓勵本國科技研究發展時，唯獨諾貝爾提出的理想是要獎勵“為全人類服務的人”。所以它才特別偉大。
而今天想來，諾貝爾的這個立意，其實恰恰抓住基礎科學的要害。人類科技史上，一個非常反常識的現實是：
越基礎、越重要的科學突破，往往越不能幫助發明、發現者的所在國帶來什麼可立刻變現的實際利益。
比如中國人發明的火藥、造紙術，最後是激發了歐洲走入啟蒙時代。
葡萄牙恩裡克王子的航海學校改良的六分儀、航海術，最終是成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
諾貝爾是瑞典人，但他發明的無煙火藥並沒有幫助他的祖國重振北方雄獅的威名，反而便宜了德國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大殺四方。
而德國在20世紀上半葉是核物理研究、導彈研究等尖端學科的絕對重鎮，但愛因斯坦、奧本海默、馮布勞恩這幫人，最終都去了美國，最終在德國萌發的那些現代物理理論，幫助的是美蘇這兩個巨頭成就了他們的霸業……
越是基礎學科的重大發現，就越是屬於全人類的，它很難、甚至幾乎不能讓發現者的民族和國家專享其利——也許諾貝爾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會強調“不要在乎獲獎者的國籍”。
由此突然想起，我曾看過不少“穿越者”改變歷史的“穿越爽文”。我發現很多中國穿越小說的寫作者，都喜歡讓穿越者帶著滿肚子的現代知識回到古代，提前幾百年代替牛頓、波義爾、法拉第、麥克斯韋、愛因斯坦，把現代物理化學知識全都發現出來了。
但很多穿越者為了實現“天朝獨大”，在攀科技樹時，想一些很自作聰明的招數。比如嚴禁科技外洩，把自己寫（抄）的那些物理化學書都當成國家機密，只讓少部分高精技術人才接觸，或者就算開個大學，也嚴禁外國留學生進入學習……總而言之，就是試圖透過對穿越來的基礎科學知識的壟斷，來完成對敵國的碾壓。
但其實，懂點科學史的人，都會知道，這種想法過於一廂情願了，科學的特點，就在於它像自然生態和經濟一樣，必須有一個足夠大的體量才能良性迴圈、保持活力。比如近代啟蒙運動，一定是從開大學、允許學者自由研究、自由討論開始的。基礎科學知識在整個世界內其實“液化”的可以自由流動的，即便造核彈的曼哈頓計劃，真正保密的也只能是一些具體資料，對於核彈的基礎原理也必然會在一定時間內曝公。
便觀人類歷史，我們只能找到一些主動自我鎖閉，一定時間內不接受先進科學文化技術的文明。而無法找到一個文明，一方面主動把自己的科技樹點滿，另一方面卻又能讓自己的科技知識毫不外洩、滴水不漏的文明。
閉關鎖國還能把科研搞好的瓦坎達，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實歷史中，那些試圖透過把基礎科學當成高度機密，只讓少部分人知道的嘗試，最終都破產了。
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據說幾何題做的很不錯，對當時西方的科技知識也有比較深的涉獵。但他並沒有把清朝帶入科技萌發的啟蒙時代，原因就在於他（像那些穿越小說主角自作聰明的一樣），把科技作為一種秘密來保守，百姓甚至漢臣都不得與聞。而科技在這種閉鎖的環境中一定會枯萎、窒息、並最終失傳。
康熙的批註的《幾何原本》，為了保密，特意用滿文寫的……
是的，科學需要社會形成共同體才能進行討論，而越基礎的科學就需要越大的共同體才能夠保證其發展。所以在當代基礎學科中，科學家所形成的共同體，往往遍佈全世界，想搞出真正全球領先、前瞻性的研究創新，你必須立足於世界範圍的共識體基礎，並將自己得到的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公佈並加以驗證和應用。
比如，黃禹錫的那些克隆技術創新，如果是真實的話，那麼將受惠於此的也將是全人類，而不是韓國或他所在的首爾大學。
而一個國家能否從人類的科技進步中受惠，則取決於它多大程度上將自己接入這個人類共享的共同體。從新的認知進步中尋找發展的機會。
個體科學家與其國籍之間的關係，一直在進一步減弱的。越是基礎的科學家，就真的越是在為“造福全人類”而工作——因為其實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搞的這項科研，最終能否在自己的國家率先獲得應用，轉化為實際效能。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者，那你其實沒有必要焦慮本國科學家到底拿了多少諾貝爾獎，因為能得諾獎的那些科學成果，離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還遠著呢。一個國家諾獎得主多，並不一定意味著它能從這些研究中首先獲得好處。確切的說，一個民族主義者，壓根就不應該在乎這種獎頒給誰。
而如果你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那你則更沒必要諾獎得主們的國籍為何。因為就像諾貝爾說的，一個世界主義者，並不會在乎拿走他獎金的“是不是一個斯堪的納維亞人”。
而更深層次的，我相信，只有一個懷揣不計成敗利鈍、造福全人類夢想的學者，才能集其畢生的努力，去將全人類的進步推動一小步。而也只有那些並不那麼執著於民族本位、國家本位，總是糾結、在乎科學家是否是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社會，才會源源不斷的輸出這樣心懷全人類的世界級精英。
於是，我們得到了一個看似十分矛盾結論：中國人何時能在諾貝爾獎上“井噴”？
回答時，等到我們不再在乎這種問題時，那個日子也許就不遠了。
畢竟，諾貝爾在他的遺囑裡說的很明白——他要獎勵的，是有心為全人類做出貢獻的人。
我們有多少願意不計成敗利鈍追求真知，願意矢志不渝為全人類做貢獻的人？
這才是真該問的那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