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的那一天
作者：唐建明
1969年2月20日，一個我終身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是中國農曆春節的第四天，正月初四。也就在這一天，我和許許多多的同學一道，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攜帶著簡單的揹包行囊，依依不捨地離開生我養我的昆明，前往德宏州隴川縣下鄉插隊。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早上天剛矇矇亮，我就起了床。由於頭天晚上我已將所需要攜帶的東西裝在了一個簡易的木頭箱子裡，所以早晨的事就比較簡單，只是將晚上睡覺用的被子打成揹包就可以了。揹包打好時，母親的早點也做好了。吃過早點，我和弟弟一起，將我帶到農村去的行李搬到了停放在家門口的三輪車上，準備前往學校。
那一天天氣不好，陰沉沉的，使我的心情也增加了幾分凝重。像每個家長都在做的那樣，在我臨出門前，母親也是反反覆覆地囑咐我要尊重領導、要好好勞動、要團結同學、要注意安全，把這些話交代了一遍又一遍。隨後，母親拿出30元錢，讓我裝在貼身的衣服口袋裡。兒行千里母擔憂，在母親眼裡，畢竟我還小，畢竟我才19歲，畢竟我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雖然我盡力想在告別的時候表現出“我已經長大了”那種男子漢的氣概，但是淚水卻毫不客氣地在我的眼眶裡打起轉來。聽完了母親的再三囑咐，我才騎上三輪車，待弟弟坐好後，兄弟兩人一言不發地騎著車，一路顛簸地前往我就讀的學校——昆明第三中學。
昆三中坐落在書林街上，而書林街見證了我十多年的成長。本來，我家住在昆明南強街，與書林街還有一段距離，在我還只有五歲的時候，有一天，媽媽牽著我的小手，將我送進了書林街上的昆明第十五幼兒園；從幼兒園畢業出來，我被鬼使神差地安排到幼兒園一旁的書林第一小學就讀；小學畢業，我又考上了位於書林街上的昆明第三中學。十多年間，我始終在書林街上輾轉求學，從一個不諳事體的五歲小毛孩，成長為今天的十九歲青年。這期間，書林街上不知留下了我的多少足跡，記載了我的多少感思，它的每一點細微變化，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子裡。而今天我將沿著書林街奔向一個陌生而又遙遠地方，不知遠方等待我的將是什麼，以後我的命運又會怎麼樣
來到昆三中的校園，看到學校裡已經聚集了許許多多的人了。在我們的教學樓前，停著好幾輛解放牌大卡車和一輛宣傳車，宣傳車上的幾個高音大喇叭正在播放著革命歌曲和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宣傳資料，使得早晨原本冷冷清清的校園變得熱鬧了起來。將行李搬進教室後，弟弟就一個人騎著三輪車回家了。
進到教室裡的同學互相打了招呼後，就各自找好座位坐了下來。等了一會兒，負責我們班下鄉的陳老師來了，她是我們班的英語老師。在陳老師點完名及作簡短的動員後，我們就按照要求將自己的揹包行李等搬到了停放在教學樓邊的汽車上，隨即爬上卡車，坐在行李堆上。在樂鼓和音樂聲中，汽車徐徐開出了學校校園，沿著書林街緩慢地向金碧路方向駛去。宣傳車在前面開路，後面緊跟著坐滿同學的幾輛卡車。同學們有的在四處張望，有的幾個人在一起嘰嘰喳喳的說什麼，而我卻默默的坐在車箱裡的行李上，望著眼前向車後遠去的書林街，一陣陣的難過和悽楚掠過心頭。
不知不覺，汽車已經駛過了金碧路，向左一拐，駛上了護國路，我的思緒隨著車外的景象停止了，因為，汽車馬上就要駛到我家居住了幾十年的那條街道——南強街了。車子剛駛到南強街口時，我不經意地轉過目光，想再看一眼自己熟悉的街道。這時，我一下呆住了：我在街口觀望的人群中，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母親！我揉了揉雙眼，再仔細望去，天哪，站在路邊人群中的那個熟悉身影，真真切切是我最親最親的親人——我的母親！
那天，母親穿著一件深藍色的上衣，身上繫著一條白色的圍腰，兩隻胳膊上套著已洗得有點發白的藍色袖套。她站在路邊，抬頭望著路中間駛過的載著下鄉知青的卡車，一輛一輛地仔細地搜尋著。就在我看到母親的那一瞬間，母親也看到了我，只見她一下子就從路邊的人群中擠到馬路上，跟在我坐的汽車後面，一邊走，一邊用手不時拉起圍腰的一角，往眼睛上揩去。這一刻，我的眼眶溼了，眼淚馬上就要滾落出來，我怕被跟在車後的母親看見，趕緊轉過頭去，用手背擦掉眼角的淚水。當我再轉過頭望向車後時，只見我的母親仍然緊緊地跟在汽車後面，一步一步緩緩地走著，眼睛不時地朝我望上一眼。我的心裡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眼淚又湧上了眼眶。我的眼睛模糊了，往事不知不覺地湧上心頭，在我腦海裡一幕一幕地展示出來……
我家一共有五口人，除父母外，有同胞兄妹三人，我是大兒子，家中的老大。我的父母身體都不好，父親多年前在工作中頭部曾經受過傷，治好後留下了後遺症，經常頭痛。母親患有風溼性心臟病，二老又都沒有文化，所以他們一生都是乾的體力活。我父親在一個搬運社蹬腳踏三輪車，每天早出晚歸，蹬車拉貨。父親因為有病的緣故，所以他上班時就叫上我弟弟跟他一起去，幫他推車。
母親因為身體有病，沒有固定的工作，只能在家中靠乾點個體活計掙點“小錢”補充家用。具體的工作是在家踩縫紉機，幫一些帆布手套製作單位加工帆布手套。雖然做一隻手套有五道工序，但加工費只有三分錢。每天天不亮，母親就早早地起床幹活，除吃飯睡覺外，其餘時間都在縫紉機上工作，從早上7點幹到晚上12點左右，我常常在睡夢中聽到母親蹬縫紉機的聲音。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成人，我清楚地記得：從我上小學開始，母親除教我做飯洗衣外，還教我蹬縫紉機，學習帆布手套加工方法。在母親的指導下，我熟練地掌握了製作帆布手套的全部工序，成了父母的有力幫手，承擔起了家中長子的職責。每天放學回家，除了挑水、生火做飯外，還幫母親加工帆布手套，或者將已經加工好的手套一雙雙地疊好，五十雙一捆地捆綁好，堆碼在一旁，等星期天再幫母親送到帆布手套製作單位，在領取加工費的同時，順便將下一批加工布料拉回家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革。
文革開始時，我16歲，正在上初二，由於家裡的經濟情況特別不好，所以除了學校要求必須參加的大會和活動外，我都在家裡幫助父母幹活。那時弟弟13歲，他每天都幫著父親去推三輪車。妹妹11歲，在家也幫買點菜，做點家務，我則幫著母親做煮飯等家務活和加工帆布手套。我家的縫紉機從每天早上至晚上，除了吃飯、睡覺時間外都在響，人閒機器不閒，我與母親輪流在縫紉機上工作。這樣，既減輕了母親的工作量，使她有點時間休息一下，也能幫助父母苦點錢來維持家中的開支……。
作者下鄉前的全家福
坐在車上，滿腹的惆悵在我的心中不停地滾動，萬千的思緒在我的腦海中不停地翻騰！父母親沒白天沒黑夜地辛勤操勞，謀生卻如此艱難，而且病痛如影隨形地折磨著他們。作為家中長子的我剛剛可以助家裡一臂之力時，卻要無奈地去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
我走後，弟妹還小，誰來幫母親幹活？父母生病時怎麼辦？我下鄉後，可能不僅不能幫父母掙錢，相反還要他們給予經濟支援，他們微薄的工資，夠全家五口開銷嗎？
正當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像一團團亂麻，在腦子裡越攪越不明、越理越不清、越想越糊塗之時，我們所乘坐的卡車卻似乎悄無聲息地駛過了護國路、南屏街，經過了正義路，開到了武成路，很快就要到達小西門了。我轉過頭向車後面望去，想不到我那顯得有些蒼老而憔悴的母親還緊緊地跟隨在車子後邊，一步一步往前走。她的目光始終盯在我的身上，並不時地用繫著的圍腰擦拭眼角。
我的心裡實在難受極了，淚水不自覺地模糊了我的雙眼。若不是考慮到周圍都是我的同班同學，我真想大聲地哭出來。母親：您的心思只有兒子我才知道，您的表情只有兒子我才能讀懂。母親，從今天起，從小在您身邊長大的兒子就要離開您“遠走高飛”，到遙遠的邊疆插隊落戶了。您身邊少了一個幫手，您身上的擔子也就更重了！您牽掛著您的兒子，您的兒子也同樣牽掛著您……
在隨車送行的人流中，我始終沒有看到我的父親。原因我自然知道，1969年，正處在“文革”的“劃線站隊”年代，我的父親在其所在單位被劃在“站錯隊”一邊，戴上了白袖套。為了不影響我，所以父親不能來送我。但我可以想象，我的父親此時此刻一定是躲在某一個角落，一邊偷偷流著眼淚，一邊真誠地為我祈禱。
經過穿街走巷的行程後，乘坐著我們昆三中下鄉知青的汽車終於行駛到了小西門集結地。在這裡，我們學校的車隊與其它兄弟學校的匯合後，形成了一支龐大的下鄉知青車隊，整體緩緩有序地沿著人民西路向著滇西方向開去。我再次站起身來，望向車後人群中的母親，只見我的母親還在用圍腰擦著眼睛，我不知道母親這一路流了多少淚水、擦了多少次眼睛？這下子，我的眼淚再也控制不住了，豆大般的淚珠一下子從眼眶中“洶湧澎湃”般地湧了出來，溼透了我的衣襟，模糊了我的視線，但我仍然用模糊的雙眼緊緊盯著在人群中送行的母親。隨著汽車的逐漸加速，母親的身影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終於看不見了……。但此景此情，卻永遠定格在我的心中，已經伴隨了我五十年，而且必將伴隨我的一生！
作者：唐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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