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書。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它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越想越有意思。

《史記》利用材料很多，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調查採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明確可考者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司馬遷幾乎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司馬遷也看過不少。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後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裡入手。比如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記》《漢書》。所以，我認為，《史記》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

《史記》的編纂體例很重要，它是以“世系”為經，“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並不簡單是由傳記構成，在形式上模仿早期貴族譜牒。《史記》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儲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幹”；“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攝後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省筆墨，存真闕疑，儘量儲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不難發現，它的記述有時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儘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是理解。

《史記》這部書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才能瞭解作者的學術背景和創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到，文筆也老到。如果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史”，那麼《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

司馬遷為“牆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於魯迅所說敢於“撫哭叛徒”的“脊樑”。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捨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後，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並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於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於，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實與人生經歷有關。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讚語中發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對司馬遷的讚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