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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汪曾祺的文字初讀起來,挺喜歡的,挺樸實的文風,不怎麼花哨。

但是,細品,發現依然是雞湯。

談談《鑑賞家葉三》這篇文字吧。

葉三是個賣果子的。專給大宅門送果子。

儘管歲數大了,兒子反對他再勞累,但是他還是堅持送果子,“我跑慣了。我給這些人家送慣了果子。就為了季四太爺一個人,我也得賣果子。”

季四太爺即季陶民。他真是為了季陶民一個人賣果子的。他給別人家送果子是為了掙錢,他給季陶民送果子是為了愛他的畫。

葉三蒐羅到最好的水果,總是首先給季陶民送去。

他給季陶民送果子,一來就是半天。他給季陶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綠、抻紙。季陶民畫的時候,他站在旁邊很入神地看,專心致意,連大氣都不出。

季陶民從不當眾作畫,他畫畫有時是把書房門鎖起來的。對葉三可例外,他很願意有這樣一個人在旁邊看著,他認為葉三真懂,葉三的讚賞是出於肺腑,不是假充內行,也不是諛媚。

季陶民送了葉三很多畫。有時季陶民畫了一張畫,不滿意,團掉了。葉三拾起來,過些日子送給季陶民看看,季陶民覺得也還不錯,就略改改,加了題,又送給了葉三。

他把季陶民送他的畫都放在他的棺材裡。

十多年過去了。

季陶民死了。葉三已經不賣果子,但是他四季八節,還四處尋覓鮮果,到季陶民墳上供一供。

季陶民死後,他的畫價大增。日本有人專門收藏他的畫。大家知道葉三手裡有很多季陶民的畫,都是精品。很多人想買葉三的藏畫。葉三不賣。

葉三死了。他的兒子遵照父親的遺囑,把季陶民的畫和父親一起裝在棺材裡,埋了。

【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故事大致是這些。

我是從文學播讀節目中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的,聽完,我就不信服。

這麼值錢的東西,怎麼可能隨便埋葬了。

第一,別人都知道被埋在墳墓裡,還不得盜墓嗎?就算狡兔三窟,也未必能逃得過盜墓之人。

第二,這麼值錢的東西,白白埋在墳墓裡,兒女能幹嗎?不給兒女留下嗎?

第三,帶進墳墓裡,能算得上市對畫家作品的尊重嗎?留存給世人,豈不更好。

第四,季陶民畫了一輩子畫,怎麼,就只有葉三手裡留存呀?季陶民的後人以及親戚手裡,都沒有?只要他們手裡有,那麼,就會沖淡葉三手裡畫的價值。

所以,我說汪曾祺也是瞎抒情,說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話。

當然,按照雞湯邏輯,汪曾祺這個故事也得如此處理。

否則的話,葉三把季陶民的畫留給自己的後人,就是貪財之徒了。他不僅僅是一個知己,還是一個放長線釣大魚的投機分子。

再舉一個例子,汪曾祺的散文《人間草木》寫了作者路遇一對老夫妻撿拾枸杞子,“他們撿枸杞子其實只是玩!一邊走著,一邊撿枸杞子,這比單純的散步要有意思。這是兩個童心未泯的老人,兩個老孩子!人老了,是得學會這樣的生活。看來,這二位中年時也是很會生活,會從生活中尋找樂趣的。他們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們還一定不貪權勢,甘於淡泊。”

顯然,他是在抒情了。只是一面之緣,他又怎能知曉對方的精神世界呢?不過,是他自己的一點精神希冀罷了。

【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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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李夏恩的《汪曾祺:雞湯宗師的暗黑人生》:按照汪曾祺的說法,汪家人具有獨特的精神氣質——隨遇而安。儘管汪曾祺總是竭力將美的一面展現給讀者,可只要細心搜求,仍可從中尋出一點破綻。

“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有我這裡一點是熱的。”汪曾祺寫下這句話時,28歲的他剛從失業和貧困的陰影中解脫出來。這位在西南聯大即以才華而聞名的肄業生,滿懷理想和抱負衝向社會時,卻被無情的現實擊打得遍體鱗傷。這段尷尬的經歷在他晚年的回憶中幾乎被淡化不提,但在他早年的作品中表露無遺。

早在聯大讀書時,貧窮就已跟定這位消瘦的年輕人。儘管他在四十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將西南聯大的生活描述得宛如世外桃源,但其好友楊毓珉卻記錄下了他當初的困境,“屋裡只有一張三屜桌、一個方凳,牆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幾本舊書,原來此公白天在桌上寫文章,晚上裹一床舊棉絮、連鋪帶蓋地蜷在這張三屜桌上。”

【人文東湖】汪曾祺:《鑑賞家葉三》,一篇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小說

“我認為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著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也應該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優美一些,更有詩意一些。小說應該使人在文化素養上有所提高。小說的作用是使這個世界更詩化。”汪曾祺在《使這個世界更詩化》一文中作如是言。讀罷此言,大致可瞭解他的藝術追求了。

有網友這樣評論這段話:作家的責任不光展示生活的美,也應當有生活中的醜,人性的美和醜。否則作品太虛,沒有意義。這樣的想法,在汪曾祺眼裡,肯定是不被認可的,因為他曾明確表示過:“有一些青年作家以為文藝應該表現惡,表現善是虛偽的。他願意表現惡,就由他表現吧,誰也不能干涉。”

汪曾祺在《七十書懷》一文中道明自己的創作立場:有一個文學批評用語我始終不懂是什麼意思,叫作“淡化”。淡化主題、淡化人物、淡化情節,當然,最終是淡化政治。“淡化”總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劃入淡化一類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並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我想了想,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複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衝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吒風雲的人物,你叫我怎麼寫?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我只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說“世間小兒女”。

人在一種狀態之中久了,便習慣了一種自圓其說的邏輯,高階的還能形成理論和實踐上的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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