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某時被問及“聚道”一詞，並要求以此為題目寫篇文章。由於自己才疏學淺，於是逢人便問：“你怎樣理解‘聚道’？”

答案寥寥，更多時候卻是被反問：“那是個什麼詞？”不禁心中茫茫然、悵悵然。於是懵懂的自己，只好求助網路，廣搜資料，但並無確切的答案，只好從眾多資料中取己所需，以一知來做半解，粗淺成文交差而已。

時年已久，再翻閱，剔去不合時代部分，不做補充，隨發求正解。

“聚道”顧名而思義，其“聚”乃會合、集合之意，應是對某事物或精神的一種專注或追求的行為傾向；而道就複雜很多，因語境和用法的不同其意義大相徑庭。在這裡，我將其內涵定義為：道義，正當事理和事物的內在本質。故“聚道”作為一種態度或精神，表明了一個人的道德價值取向，是對道義的篤信和追求。

“居之所為、行之所之、事之所策、動之所由，謂之道。”“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

明代大收藏家董其昌在其《古董十三篇》中曾言：“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從而將古玩收藏家分成為酷愛而收藏和為牟利而收藏兩類。

前者本著“聚道”的精神，因治學而收藏，並能留心事物之本末始終，以種種互惠、惠人之法公諸社會，可謂“愛藏有德”，體現的是“義”。而後者為了“聚財”之目的，處處盤算，甚至採取製假、欺騙等非法手段，盡顯的是“利”。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可供我們選擇的道德價值觀有兩種：聚利論與聚道論。

我們知道，道德是屬於人的內在生活的一部分，它建立在對善與惡界限的自我意識基礎上，由內及外影響著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狹義的功利和道義是一對相反的道德範疇，反映了人們對待客觀事物的兩種態度。聚利者做任何事情的原則都是考慮是否有利，“兩利相衡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聚道者則強調做任何事情都應當考慮是否該做，其遵守的原則是否正確，如果所遵守的原則或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那不管是否有利可圖，我都會去做。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又云：“天下有貪私利以禍族”“富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就是說，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是為了謀求某種利益。但是，一個人卻不能見利忘義，不然的話，貪私利者往往招來滅族之禍。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堅守“富裕的要將財富救助天下窮苦的人；而窮困的應該人窮志不短，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名節”。

這幾段古語旨在教育我們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不應因功利而喪失道義。這是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道德傳統，也是聚道精神的主旨所在。

聚道和聚利是人們始終要面臨的現實選擇，在中華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中，內陸農耕的經濟形態和“大一統”的集權政體形成了整體本位的民族傳統意識和“重義輕利”的傳統道德體系，這種體系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以人倫關係和家庭倫理為根基，形成忠孝一體、內仁外禮、人性向善的成聖成賢的道德修養說，並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路徑，建構了教化與德治相配合的政治烏托邦。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等等都是聚道精神的充分體現。

人有慾望是天生的，“農商工師，各得所欲。”“名利本為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功利是人性中佔有慾的擴充套件和放大，雖是賢者，亦所難免。而傳統意義上的聚道是一種以儒教為根基的理想聖人的道德標準，是超人性的。“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無私奉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道德倫理準則卻是對馬 列主義的片面化、教條化，甚至是一種歪曲，這正是，真理再走一步就是謬誤。

當今中國，利益格局不斷調整，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相互衝突，不同的道德觀念也在相互衝突，人們對於道德評價尺度也不盡相同。我們不能離開功利聚道，更不能拋開道義聚利。

而應當是以“承認人性、尊重人 權，重視人的價值和主體性為前提，既不是舊道德致力於從動物層提升為人，以神和聖的標尺去規範人“；也不是“以物的尺度來衡量人，人慾橫流、物慾膨脹，將人降低到動物和器物的層面“，而是在凡人常事中確立行為規範，在追逐社會發展效率和效益的同時尋求社會發展以人為本的方向，在滿足人的需要的同時調和人與自然系統的矛盾，在順應人性的發展的自然傾向的同時也導引著人性的健康發展。

透過公平化、理性化的社會制度和制度改革來達到互惠互利，這種互惠互利既克服了極端聚道主義的空想又克服了極端功利主義的野蠻。恰當掌握“欲而不貪”的尺度，用道德理性調節物質慾望，“以理導欲”，透過學習、教育、規勸、警示等實現自律和律人，實現聚道的人性化、合理化和現代化。

聚道之義，願其成為更多人的，永不作古的價值取向。